商洛花鼓：地方戏曲的破与立

“剧团也唱过秦腔，但是‘唱不好，味不正’，最后确定花鼓和道情作为主攻方向，但道情单调一些，花鼓更受人欢迎。”尽管已经退休，73岁的辛书善应该是商洛城里对商洛花鼓的来龙去脉最为了解和熟悉的人。

辛书善1955年就进入商洛剧团，先后做过演员、竹笛演奏员、作曲，是剧团发展的见证者。

2010年，这支商洛花鼓的“正规军”迎来了文化体制改革，这种具有区域性的地方戏曲如何延续，如何发展，是辛书善等人面临的问题。

秦岭处处花鼓多

在商洛地区文工团（商洛剧团的前身）组建之前，商洛花鼓多在秦岭大山里传唱，很少进城。每到农闲的时候，所有山寨、村落都会打花鼓。而当时的花鼓戏演员也多是半职业状态。

此前有学者考证，认为花鼓戏其实起于明末清初的四川，后沿长江流域迅速传播，遍及江南九县一百多个县，有的地方叫花鼓，有的叫花灯戏、黄梅戏、楚剧等等。这种声腔系统流传到哪里，就会很快地与当地音乐和语言结合。

商洛花鼓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用陕西方言演唱的地方小戏，因为受到商洛秦楚交界的地域文化滋润，既带有江南艺术风格的细腻，又有秦地艺术风格的高亢。

“那时花鼓戏的传唱与社会的繁荣安定紧密相关，建国前10年，几乎没人传唱，接近失传和消亡。”辛书善说。

1949年，为了抢救民间文化，商洛地区文工团成立，并于1954年改名为商洛剧团。在辛书善加入剧团的第二年，商洛剧团排练了一部《夫妻观灯》到西安参加陕西省的汇演。“西安的观众都迷得不得了。”

文革期间，商洛花鼓的发展一度中断。辛书善认为，文革后是商洛花鼓最为辉煌的年代。那时剧团的人才辈出，而且在团内有良性竞争，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1979年，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时，我们排了《屠夫状元》，当时场场爆满。”

2006年，“商洛花鼓”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改制之后

据辛书善回忆，商洛剧团自成立后经历了多次改制。最近一次改制是2010年。

时任剧团团长的田朝霞是这次改革的亲历者。这次改革将商洛剧团和花鼓戏直接推向了市场。而改制的直接结果是商洛剧团的人才断层。

根据改制中的人事政策，剧团40岁左右的骨干工龄已满，可以退休。而这些人恰好是剧团重要岗位上的中坚力量。田朝霞说，改制后，商洛剧团从原来的百人左右人数下降到六十人左右，出现了明显的团队断层，而这样的状况至今未得到缓解。

而剧团要发展就要排演新的剧目，排演新剧目就要钱和人。改制后，田朝霞曾经“东拉西凑”地排演改制后的第一部新剧——《月亮河》，“剧本、导演、舞美都要从外面请”。

田朝霞说，从外面请来的人有着他们自己对文化的理解，有时候并不符合商洛当地文化的特色。她举例说，比如场景中需要用到小房子，外面人做出来的可能会按照徽派建筑进行布置，这无疑增加了更多的沟通成本。

即便如此，排演前期的投入很难收回。田朝霞举例说，此前排演的剧目《红袍》，曾尝试卖票，整个春节演了2场就卖了800块门票，“还不够电费”。

田朝霞也希望能将优秀的剧目送到秦岭大山里去演出，但是她算了笔账后摇了摇头，“50多号人，一辆大巴，还要运输道具，加上工作餐，出去演出一次要将近两万块钱，演出成本太高”。

田朝霞说，商洛市政府对地方剧团的发展已是非常重视，经常给予项目上的支持，但商洛剧团目前仍面临着资金上的巨大挑战。

而在辛书善看来，剧团面临的问题仍是人才，如何能维持优质的主创队伍。所以尽管已经退休，辛书善仍然会回到剧团帮忙作曲。

辛书善认为，作为长期传唱在秦岭大山里的群众文化，商洛花鼓不会消亡，但是专业的剧团和这种群众文化是提高与普及的关系，如果要花鼓戏得到更好的发展，就一定要有专业团队做出示范。

在采访快结束时，24岁的关佩走进办公室，这位90后的小伙子1999年就开始学习戏曲，2009年商洛剧团改制前加入剧团，现在是剧团内的男主角之一。

头发已经花白的辛书善，正值当年的田朝霞和年轻的关佩，这老中青三代期盼着他们所热爱的商洛花鼓能有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