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秋玲信佛,她是皈依弟子,我依稀记得她对我说是在九华山皈依的,她有一个佛门的师父,杨秋玲说:我师父圆寂的那天,我手上的那串佛珠忽然断了,我就知道师父圆寂了。
我想信仰这种东西,成为了杨秋玲晚年全部的精神支柱,因为除了信仰,杨秋玲和她的爱人李嘉林先生,似乎没有什么再珍贵的东西了。
杨老,今年是您逝世十周年的日子,我作为您的一个小朋友为您写一篇纪念您的文字。
那年,我在中国戏曲学院上学,大学自然是很烂漫的,看这个春夏之交的天空都是五彩的,那天,我被同一届京剧班的两个女生,一位叫陈张霞(现北京京剧院演员)和另一位叫陈沁妤(现居无锡工作)拉着我说:主席,下午我们去看望杨秋玲老师,她前段时间病了,刚好一点,你陪我们一块去吧。我说:好!
我们搭乘604公交车坐到半步桥下,步行到了北方昆曲剧院对面的小区里,那是一个很旧的小区,老房子了,但是说出去很好听,是文化部的房子,步行到三楼,这里就是杨秋玲的家了。
我们叫门,里面传来一个厚重的男性声音:谁呀?我们说明了自己的来意,门开了,一个大脸庞子的老头站在我们面前,嘴角微微上扬算是笑了,“进来吧!”我们一起给他鞠躬:李老!我忽然反应过来,他就是李嘉林,就是电影里那个好气派的“王文”!
这是一个小两居,房间里很小,是老房子采光不太好的格局,家具几乎没有什么,而且都是那种三合板板材的土黄色刷了漆的家具,生活中星星点点的琐碎的东西摆放了不少,没有收拾。
我们往右手一拐进了旁边的小屋里,杨秋玲躺在床上,微笑的看着我们,伸出手轻轻地拍了几下,我们都拥了过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杨秋玲,今天,我闭上眼睛,杨秋玲的面容回忆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一个圆圆的脸庞和一双上眼睑往里凹陷很深的眼睛。
杨秋玲说:“老师病了,你看,探谷也没给你们说完……”
“老师,您安心养病,只要身体好了,下学期您还给我们说”
“老师教给你们的你们要默戏,要温习。”
“嗯,老师,我们每天晚上都背戏。”
“上次我说到哪儿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上次说到高拨子后面了”
“嗯”杨秋玲发现了我,或许她发现我很长时间了:“你是……”
“哦,杨老师,我是她们同学。”
“你唱什么的?”
“我不是学京剧的,我是导演系的。”
“他叫主席。”陈张霞说。
杨秋玲问我:呵呵,你是什么主席啊?
“呵呵,您叫我小唐就行!”
“哦!好!呵呵,导演系好!你坐这儿来!”
我就在旁边找个椅子坐下来了。
“我就爱和你们导演系的人说话!”杨秋玲笑着说。
“为什么呀?”我好奇的问。
“因为你们导演都有文化!”杨秋玲说
我自己都咯咯的乐了:导演都有文化,我们学生还差得远呢!
“可是你们学习啊,你像我们那个电影的导演崔嵬和陈怀皑,都有文化,能给我们京剧演员说戏!好好努力!我平常就爱听讲座,你们导演系请来文化界的讲座,还有学校的讲座,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学到好多我不懂的东西。”
“杨老师,您给我们说说,您那会儿演《杨门女将》的故事吗?”
“那会儿我们是拍电影啊,拍电影不像演戏,每场演完就完了,拍电影要等着,一会拍这场戏,一会拍那场,我扎着靠就得等着,有一次,我站着扎着靠,靠着墙,我就睡着了,呵呵呵呵。我好累啊……”说着,杨秋玲就停顿下来,眼睛眯缝着。她好像很累了,要睡觉了。
面对这样一位艺术家,我真的不知道该和她说些什么了。只是一味的傻乐,杨秋玲把头扭转过去,和两个学生聊戏了,聊她们在学校的生活,我看着她,她的头发稀松,也渐渐脱落没了,人很虚弱,后来聊天中,我得知她有严重的糖尿病,前段时间就是因为在家中晕倒,送到就近的健宫医院治疗,刚回家,我把头往外看看,李嘉林在外面收拾起了碗筷,中午那三两个菜,昏暗中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一个架子花脸亲自下厨给媳妇做饭菜,也是很简单的。我心里想:他们没有孩子吗?怎么不请个保姆?
于是,我脱口而出:杨老,家里怎么不请个保姆照顾您啊?
李嘉林走了进来,冲我直摆手:保姆不行!什么东西,哪儿跟哪儿,全不知道,她都不知道东西在哪儿!
我说:您可以告诉她啊。
李嘉林摆手又摆手:我们家的东西,不让她们碰。
杨秋玲说:“上一次,把我那些照片都不知道放哪儿去了。我找不着了,好些照片,还有我和周总理的照片。找不着了……嗯!”
我看着杨秋玲,她脸上失望的表情像个孩子,嘟着嘴,看着窗户前那个杂货柜。眼神里流露出一个孩子失去最喜爱的洋娃娃的那种伤感和委屈。看着她,我们都咯咯的乐了。孩子的世界里就是那个洋娃娃,杨秋玲的世界里,都是那些照片吗?
杨秋玲说:“真的!周总理啊,对我可好了,那年我们去缅甸演出,周总理带队,看我没有帽子,说秋玲怎么没有帽子啊,赶紧给秋玲买一个帽子去,正好飞机回国,给我从国内带来一个帽子,周总理对我特别好。我这一辈子,感谢三个人,每到清明节,我都给三个人烧纸钱,一个是我的父母,他们生育了我,养了我,让我学戏,第二个就是周总理,周总理关心我们演员,给了我们很高的社会地位,第三个,我就感谢我们中国戏校食堂的那个大师傅!”
“大师傅是谁啊?”我问。
“大师傅,我也忘了他姓什么了,那时候小,我每天天没亮就爬起来练功,那时候学校的尖子生很多,个个都好,我一想,我不练功哪儿赶得上他们啊?我就半夜里四点钟,她们都睡熟了,我爬起来练功,可是宿舍门锁着呢,我就把床单绑在窗户上,跳窗户顺着床单爬下去,呵呵呵,胆儿特大,幸好在二楼,没事儿!我一个人在学校里走着,忽然一个老头叫住了我,他说:是谁在那?还以为我是小偷呢!呵呵,这就是那个食堂里的大师傅,他起来给我们蒸馒头,我说我起来练功,他知道了,以后,我每次练功他都偷偷摸摸的站在旁边看着,有一次,他从兜里掏出两个馒头塞在我手里,这个馒头是他在食堂里偷的,给我了,他可怜我练功没吃的,有时候啊,还给点咸菜,我可饿了,大口大口的吃,一会俩馒头就吃了,以后我每次练功,他都给我塞俩馒头,他知道我们苦,后来,我再也见过这位大师傅。我想他也早没了,以后,每到清明节,我都给他烧纸钱。白吃了他好几年的馒头。”
我们静静的听着杨秋玲的叙说。
“我买纸钱啊……你们知道纸钱怎么买吗?”
“不知道。”
“就到那个菜市场,有好几个摊子,都卖纸钱,你要买那些年纪大的人卖的纸钱,岁数大了不容易,还出来做小买卖,你别紧着一家买,各家老人都要照顾到,所以我买纸钱,这个老太太那儿买一点,那个老头那儿买一点,他们都能挣一点,多好!你们也得懂得这个。”
李嘉林过来了摇摇头笑道:你啊,尽给孩子们说这些个封建迷信的东西……”
杨秋玲说:这可不是封建迷信,谁家不孝敬老人哪!”
杨秋玲这句话说出来,我忽然觉得我很尴尬,我尴尬的是我心里想到了这句话:他们的孩子去哪儿了呢?我想,杨秋玲和李嘉林先生当时心里是不是也很有那样的尴尬。
不知怎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打破这尴尬,我站起来,看到墙上挂着两幅《百蝶图》,很旧了,用玻璃镜框裱好的,我凑过去看,我是喜爱看书画的。李嘉林走过来说:这是我画的。
我心里偷偷地说:呦!架子大花脸,还这么秀气!
我说:画的真好!
李嘉林说:这是你秋玲老师过生日,我画的一百只蝴蝶,左边五十个,右边五十个,送与吾爱妻!李嘉林一摊手指向床上的杨秋玲。
我们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我们都回过头去看看杨秋玲,她眯着眼睛呵呵的乐:“你们李老师可内秀了!别看他台上拿把大刀,咋咋呼呼的。”
“哈哈哈”我们都开心的笑了。
李嘉林高兴地说:搞京剧啊,必须懂美术,懂书画,咱们京剧处处都是美术,你看我们架子花脸,一个功架就是造型,是不是美术,我们去美国,人家美国那个大剧院,叫***剧场(作者记不住了,名字略)人家那个剧场天花板上,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一个盛开的牡丹,我就想,哎!这个牡丹不是咱们中国的花吗?金色的牡丹,全部是金粉刷的,每个花瓣里好几盏灯,可亮可暗,全部打开后,好家伙!金碧辉煌,那个剧场,我终生难忘,咱们不光是戏台上要美,环境也要美,环境要配得上戏台上表演,你说对不对?人家美国人特别尊重咱们,问我们还需要什么,灯光音响全部打开,让咱们看,让提意见,我就说了,你们没有地排光,哎!小唐你是学导演的,你得懂这个,地排光很重要,就是台口这一排灯,对着咱们演员的,过去咱们戏园子里面都是地排光,从下往上打,一打,把咱们的京剧服装照的金碧辉煌,咱们京剧服装本来就好看,千姿百色,再说咱们京剧的脸谱,灯光一打,你琢磨琢磨!小唐,必须要有地排光!还有穆桂英,你杨老师演杨门的那件白靠,那靠旗啊,咱们是人字锦,改的好!我们也用过中间是凤凰的,仔细看,再一想,就是没有人字锦的好!搞艺术,得懂美术!
我像听传奇一样点点头:李老,我懂了!,在我的想象,李嘉林老师说的,我也觉得确实是好看。我回头看看杨秋玲,她眯着眼睛,看着《百蝶图》,她眼皮似乎实在支撑不住了。
杨秋玲闭着眼睛对我们说:等我养好了,咱们出去划船,咱们去陶然亭划船,我带你们去,回来啊,我给你们包饺子吃,有绿饺子,红饺子,黄饺子……
说着说着,杨秋玲就睡着了,头耷拉下来了……
李嘉林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糖果,不让我们动手,亲自塞到杨秋玲的嘴里。说:你们杨老师是低血糖,不能再说话了,休息吧。
于是,不等撵我们,我们急匆匆的告辞了。
出门,我们想起来,我们给拎过去的水果啊,糕点啊,杨秋玲都吃不得的。我们走到了北昆的门口等待公交车,我眺望着那座小楼,杨老师睡着了吧,您好好睡觉。
过了很久的日子,一次中午下课,我路过一楼的大排练厅,往里觑了一眼,看见杨秋玲老师坐在里面给学生说《探谷》,准备下课了,我就走了进去,坐在一边。杨秋玲下课了。
“杨老”我乐呵呵的看着她。
“主席,你叫主席!”杨秋玲看我停顿了两秒钟脱口而出。
“哈哈,杨老,您叫我小唐好了!”
“你是什么主席啊?学生会主席,还是团委主席啊?”
“哈哈,我什么都不是。杨老您身体好点了吗?”
“好多了,哎!你上次去我家,你把东西落我们家了。”
“啊?什么呀?”
“烟卷儿!我让李老师给你搁在窗台上了。你有空来家里拿。”
“算了,杨老!”
“哎!你来,咱们一块儿去划船啊,回来我给你们包饺子吃,菠菜一烫,拿那个菠菜汁包绿饺子。西红柿包红饺子……”
我扶着杨秋玲,往学校大门走着,我看着她,她来上课,很正式地戴了一个假发套,一条大红色的围巾,一件绿色的绣花的红毛衣,可是,在毛衣的胸口上有点点滴滴的油渍。她是艺术家,她出门想把自己打扮的漂亮一点,可是,没有人能照顾她……
之后的日子里,我们又再一次听说杨秋玲晕倒住进健宫医院的事。
等我们得知,赶去健宫医院的时候,杨秋玲老师已经出院了,我们给李嘉林打电话,李嘉林老师让我们别去了。
2008年,在奥运会的欢呼声中,我毕业了,我跟随电视剧剧组拍摄,常年在横店和上海车墩影视城待着。2009年的9月,杨秋玲老师与世长辞,当我在手机上得到消息的时候,我心里“呦”的一声……
我从剧组回北京之后,我再次给李嘉林老师打电话。
“李老师……”
“谁呀?”
“我是小唐,我想来看看您!”
“哦,不用来了!”电话就挂了。
结果,我还是去了,我去了杨秋玲家,站在门口没有敲门。门口放着成垛的快餐盒饭的泡沫饭盒,李嘉林老师每天就吃这个,我想他那桌上三两个菜,还做给谁吃呢?我用一个塑料袋包裹包裹那些泡沫饭盒,带下了楼。
过了不久,李嘉林老师也去世了。
一个老人的自尊心,让我失去了最后看望和安慰他的机会。我想不打搅就是对老人最大的尊重。
我不知道李嘉林老师最后有没有开追悼会,有没有告别仪式,每年我都想写下上面的文字,但是一直都在工作,没有写,今年是杨秋玲老师去世十周年,我想我必须要写一篇。写的都是回忆,这些回忆而今如此的清晰,用回忆祭奠一下这位中国京剧史上杰出的两位艺术家。
杨秋玲和李嘉林更像是我熟悉的一位阿姨和一位伯伯,他们更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寻常老人,他们的一生所经历的的坎坷和酸甜苦辣,是我在烂漫的大学中第一次触动心灵的人生艰辛的感悟。
十年了,我想起杨秋玲的话,9月份,给杨老师和李嘉林老师烧一点纸钱,纸钱都在老人那里买,每一个卖纸钱的老人那里都买一点,我想杨老师知道了也会很高兴的。
他们是老人,最后的时光里,我想对生活最大的期望就是陪伴,子女的陪伴,家人的陪伴,长期的孤独,使得老人的生命无所依托,今天,祭奠这样的老人,只有对他们一颦一笑,一说一笑的怀念,我们无法把祭奠的心情化作动力去关怀他们,过去不行,现在更不行了。
他们是艺术家,所幸他们在舞台和银幕上留下了流光溢彩的艺术,让我们感受到京剧的无穷魅力,直到今天,我们不作为亲历者,便无法得知这些优秀的艺术家的创作心路,他们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留下,一生走到最后也什么都没有。只有留在银幕上的熠熠生辉的光影。
十年后,当我提起笔来写这篇回忆的时候,我仿佛看见杨秋玲戴着周总理给她买的那顶大沿儿时髦的帽子,她忽然转身,年轻的面庞,闪烁的笑靥在阳光下还是那么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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