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成：我和侯宝林

1966年夏，“文革”开始不久，我从《人民日报》社走出来时遇见侯宝林。他拉着我走进旁边的霞公府胡同，悄声问我，我也问他，他说，他的徒弟给他贴大字报呢。说几句就分开了，怕人瞧见。
有一天，报社文艺部几个人聊天，有人说，“造反派”冲进侯宝林家，把他从屋里喊出来 。侯宝林走出时，头上戴着一尺长的纸折成的高帽子，一出门，把这帽子拉一下，又高出一截来，帽子上写着他的名字，还用红色打个叉。“造反派”大吼：“打倒反动权威侯宝林！”刚一喊，侯宝林就趴在院子里说：“您甭打，我自己趴下啦！”这些奇特的举动把这群“造反派”逗得大笑，批斗不起来。
“文革”之后我问过侯宝林，是不是真事。他笑着说：“这是群众的创造。”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谁还有兴趣找这麻烦呢！他倒是向我说过两件事，大概是在“文革”后期，“造反”气焰已显颓微的时候，他在“认罪”时讲过一句：“我罪恶深重，直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另一次他向我说，在体育场批斗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时，他被揪到体育场。他心里想，能和这些高级官员一道挨斗，这种场合难遇。可后来，斗完那几位之后，他正等着喊他名字，斗争会就结束了，他说：“嘿，我白等啦！”
“文革”后，侯宝林在东四头条买了一个小院，准备组织成立个研究相声的幽默小组。我们约好一同研究相声的幽默，我每天上午去这个小院找他。一天，见院子里一个平箩上摊开晾着米，米上有许多黑色的米虫。我说：“这米里长虫儿啦。”他说：“这是我们家养的。”把我逗笑了。
有一天我到他家时，见他正在宣纸上写大字。我知道许多人向他求“墨宝”，他总得要写的。我们一边谈着，等他写完，钤上名章，再钤闲章。一看他这闲章“一户侯”。李白写的“不用身为万户侯”，这“侯”是高贵的爵位，治理一万户百姓人家，而他只是姓“侯”，只是一户。这正是幽默的奇巧艺术技法，我看了笑起来。
一次，我和侯宝林应范曾之邀，和丁玲、陈明、楼适夷、张仃、郭兰英、文怀沙等同去南通，返回时我和侯宝林两人先到南京。我们同乘一辆车，司机犯规，被交通警拦车。司机走出车外，和警察说了一会儿，没放行。我们急着去赴会，侯宝林只得走出来和警察打招呼。那警察一见是他，就说：“啊，是侯宝林同志，您上车吧。”立即放行。接着我们同去上海。夏天，宾馆屋内墙上有个蚊子。我走过去拍，没拍着，蚊子飞了。宝林说：“你打法不对，瞧我的。”等那蚊子又停在墙上。他走过去，一按就把那蚊子按住了。我看屋顶上还有一个蚊子，我说：“这回瞧你的。”他从洗手间拿出块毛巾，对准那蚊子扔上去，把蚊子打掉在地上，用脚一踩。他做事就是肯动脑筋，在生活细节上都看得很仔细。平时也好问，因此他知识很丰富。我在他家，见他也收藏些字画和木器家具，谈起瓷器、古钱币都能说出些这方面知识来。打扑克他也精，我和钟灵总赢不了他。他朋友多，曾定期约过一些人在一起说笑话。他创作的《醉酒》，就是从王昆说的笑话编出来的。凡是全国性的相声表演竞赛，我都被聘为评选委员，想必少不了他的推荐。我很少画速写人物，可画侯宝林的最多，不止十幅。

（摘自 《方成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