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戏难

我唱了一辈子戏，现在还不敢说“成”，仅仅到能够说“会唱戏”三个字的地步而已。这话可以拿我个人演剧的生活做一个实例。
我对于戏剧，从小就最爱惜不过。当我七岁那年，家住在阜成门外，那时我在阜成门外三里河，一个北礼拜寺的学堂里念书，现在的名医赵炳南，就是我小时一块儿的同学。阜成门外有一家戏园子叫阜成园。我们每走过那里，就常听见里边锣鼓喧天的，很热闹。那时我就想进去听一听。几次从那儿经过，心里都在想：台上到底是什么样儿呢?就总打算看看。这天，我决定逃一次学，去听戏。书包呢，就放在小摊上，自己就跑到阜成园去听戏，这是我第一次听戏。那个戏班子我还记得叫宝胜和。那天我所听的戏，依稀还记得几出，有杨瑞亭的《战太平》，崔灵芝、冯黑灯的《因果报》和《云萝山》。那时候也不知道叫什么戏，后来我去上海听赵松樵谈起这出戏来，才知道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的就是《云萝山》。那时候我对听戏已经有瘾了。家里因为开个茶馆，像当时的金秀山、德珺如和刘鸣山等都在那儿走票，所以我对唱戏从小就有瘾。当时人家问我将来预备干什么，我就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明个儿唱戏去！在我脑子里，从小就盘算“唱戏”两个字了。
我八岁时，家里就决定叫我去学戏。那时我哥哥马少山也在学小花脸(他已早病故了)。我被送到香厂樊顺福先生家里去学戏。樊顺福就是给章遏云拉胡琴的樊金奎的父亲，我就住在他家，每天跟着大伙儿一块学。那时他家的徒弟很多，樊先生有一个脾气，好骂人。有一次他有一位少爷，因为未告诉他拿了他的钱，于是这位先生便破口大骂，甚至一天一夜不分青红皂白的大骂。我自己想：在这种环境里，要安心学戏是不可能的，所以就跟家里说，要到别处去学，所以我跟樊先生学了不到两个月，就改入喜连成科班了。
我入喜连成那年九岁，是正式学戏的开始。通过一位张子潜先生的介绍。正月十五张先生带着我，一同去见“师傅”。晚上六七点钟才走到了前门大栅栏广德楼。张先生带我进了后台，见着师傅叶春善先生，给引见了，叶师仔细端详了我好久，说：“这孩子，成!”于是有师傅这句话，我就算正式入学了。当晚八点多钟我进了喜连成科班。我还没吃晚饭呐，一个人陌生生地，心里觉得非常难过，而且乍一离开家，自己也觉着有点凄凉似的，结果还是弄了点白菜汤草草吃了。等到第三天，先生才让我喊嗓子，叫我唱一段，这大概就是入学试验了。我乍着胆子唱了一段“听谯楼，打四更玉兔东升”以后，就开练武功了，跟大队一块儿练。
在我坐科期间，有一件事那真使我再也不会忘记。一天，忽然一阵痰迷，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口吐白沫，浑身发抖，忽然倒地不省人事。我师傅连忙请了一位曹大夫，大夫看看情形很危险，他告诉师傅说：“人是不成了，顶多过不去十二点了，已然无法治了。”这时师傅特别着急，看看不行了，一来对不起学生家长，二来又怕有什么麻烦。就在这时我父亲已然得着信来了。我父亲一看这个情况，反倒安慰我们师傅说：“不要紧，反正已经这样了，他要死了呢，是我们马家鬼!活了呢，是您的徒弟，您还得栽培!”说完了就把我带回了家。这病确实厉害，我一直七天多什么人都不认识，第八天才缓醒过来，一直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身体才完全复原了。后来我父亲又送我回了喜连成。师傅和萧长华念起我父亲在我发病时，说的那番话，所以对我特别认真教导，所以才有日后的一点小成就。病好了回喜连成，头一位教我的先生是茹莱卿，第一出戏学的是《探庄》。我和大家伙儿一块学，先生说戏，我在旁边听得十分入味，自己觉得非常有兴趣，我不但记得特别快，并且连小生、小花脸的“事儿”也全都记下了。
在科班学戏，一学就是一整出，大家站在一块儿，先生连每一个角色的事，都依次给说出来，分别教授，所以学生能多懂得很多。接着第二出又学《蜈蚣岭》，我在科里本工学的是武生，所以尽跟着师兄弟们学武的了。我坐科半年多，先生就让我登台了，首次出台在广和楼，派的是《大赐福》，我去戏里的张仙。自上台唱戏也不知道害怕，就知道怎么学来的怎么唱，结果成绩还不错。过了没多少天，二次登台，唱《大神州》的一个上手，这出戏是朱玉康先生教的。因为我唱武戏，特别能够“做戏”，所以后来尽派我特别的“活儿”。除武生戏外，我又学了《五人义》里的小花脸，《金水桥》里的老旦，《朱砂痣》卖子的老旦等我都唱过。

(原载1939年11月9日创刊的《三六九画报》1卷2-6期，陈志明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