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是以说为主的讽刺艺术

也谈“相声衰落”的原因

崔金生

近年来，不少报刊发表文章，谈论相声为什么衰落。开出了一张又一张的“药方”，可是深受人们欢迎的相声并没有多大起色，不少观众说相声越说越抽抽儿，甚至一听那些吵吵闹闹的相声就烦！看来相声是患“病”了，而且不轻，可惜接二连三的“药方”不少，可都没瞧到点子上，即没找到“病根”。
相声艺术虽然讲究说、学、逗、唱，但它的主要功能是“说”，“说”是相声的主根，它是一门语言的艺术，相声演员是“说相声的”，不是唱相声的，说是红花，学、逗、唱，是绿叶，你唱得再好，也唱不过专业演员，歌唱的好，您可以改行，当歌星去，因为群众听的是相声而不是别的。
请看大师级的演员，哪个不是“说”出来的，他们的代表作，都是以说为主的相声，不少著名相声演员走红的段子，也不例外。相声大师马三立的作品，几乎没有以唱出名的，都是以贴近生活聊天聊出来的一个个响“包袱”。侯宝林先生是语言大师，他的相声语言讲究节奏美，给人一种美感，所以百听不厌。侯先生的名段《夜行记》、《婚姻与迷信》等，都是解放初期的作品，使相声从撂地走上大雅之堂，和他的相声语言美、干净有直接关系。侯先生不少名段如《关公战秦琼》、《大改行》等，有不少学与唱，但是他有特殊条件，即学戏出身，不是一般演员能做到的，因为他学、唱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侯先生的学、唱对后来演员影响很大，但后来的学员大都功底太浅，给人一种贫嘴的感觉，甚至粗糙的杂唱，也糟蹋了相声，根本谈不上美感。侯先生首先是以说为主，恰当地发挥自己唱的特长，所以出了彩，决不是为了唱而唱。
成名的相声演员开始登台往往长期默默无闻，走红时都是有一段打响的相声，这些一炮打响的名作，几乎都是说出来的。侯先生在解放后说的《夜行记》、马三立的《马大哈》、刘宝瑞的单口《连升三级》、苏文茂的《论捧逗》、高英培的《钓鱼》、马季的《打电话》、姜昆的《照相》、王存立的《新兵》等等，无一不是说红的，无一不是语言的艺术，他们大都用相声的艺术语言，刻画出活在老百姓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正是这些语言的艺术，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树起了相声的丰碑。
今天的相声没落，首先开刀的是要剔除相声中的语言糟粕。树立相声语言的干净、幽默，创造语言艺术的节奏美，这是说的艺术灵魂所在。侯宝林病危时，单独找侯跃文说的遗言就是：“告诉你，你一定要好好听我的相声，听语言节奏。”这是大师临终时的肺腑之言，说到相声的“根”上了。
今天，这些大师和名演员，留在观众心中的是一些幽默有趣的对话和响亮的“包袱”，大都是美的言语，而不是唱词如何。今天的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对相声的感觉是新段子不如老段子，在说的艺术上北京不如天津。总之，不少段子缺的是语言美和相声味。
今天相声语言里有如下病情，一是贫嘴，“包袱”不够快板凑，或用“贯口”掩盖艺术的贫乏；用庸俗的话与事，拿长辈、妇女和亲友及自身抓哏。多好的相声只要一听拿父母抓哏的情节，马上就打破了欣赏艺术的美感。解放前的相声就是因为类似情况，才不能登大雅之堂，那时家长都不让孩子们去天桥听相声，认为是学坏，没大没小，可惜这种流毒至今不散。过去相声因此而难登大雅之堂，今天大雅之堂也容不得庸俗无味的“包袱”。此外一些演员在艺术上随大流，生活优越不下苦功夫学习语言，基本功不扎实，不结合自身特点创作有独特性的看家本事。如果说相声没落，主要是有没落的演员，总想不下苦功夫，多来名与利，少有认真打磨锤炼自己的风格和艺术的；还有不在说上下功夫，不讲究话语的艺术，如哗众取宠地唱流行歌曲与大喊大叫，这都是博取走样了的掌声。总之相声不能以糟蹋语言艺术为代价来发展，必须强调相声是说的艺术，而美的艺术语言是相声发展的根本，本固才能枝荣。
相声是一朵带刺的花，讽刺是她的基本特性，相声之所以出现以上病情，其根本就是因为没有真正从生活中提炼出好的“包袱”，讽刺与幽默缺席。相声要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写相声就要研究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用讽刺的手法，反映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作品，把人民所想、所恨的不良风气，有针对性地加以辛辣的讽刺，演员的表演才有威力，才能在人民口头上流传，才能深入到人民的心坎上，作品才能走红。现在一般段子对社会不良现象也进行了温和的讽刺，但缺少幽默，表演一般化，少有节奏美的相声语言，总是大喊大叫，少有艺术特色，少有王世臣、苏文茂、李伯祥、杨少华那种富有特色的表演。
从表演内容看，只有讽刺子女不孝顺、自私自利、不团结等等一般不良现象的内容，而对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恨得牙根疼的腐败和官场不良现象，没有尖锐的讽刺，听众对贪官腐败恨得咬牙切齿，演员还有滋有味地说这说那，听众能喜欢吗？有的笑也是勉强的，甚至是可怜表演者，如此这般相声能不衰落吗？
相声是用讽刺幽默吸引听众，而为什么相声作者和演员总是对讽刺忐忑不安，无所适从呢？这个病根是相声艺术的“禁区”太严，一选题材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说。在解放初期就存在这个问题，就提倡“歌颂相声”。记得我们创作相声《逛天桥》时，费心最大的是研究每个人物的出身、阶级成份。主人公设计一个小业主出身的服务员，在讽刺时要有分寸，打抱不平的是铁路工人，因为是领导阶级。在写旧社会天桥时可放心大胆地予以讽刺，在写新社会天桥时用故事情节、人物模范行为以及误会来找“包袱”。这个节目在北京曲艺团演出后，吸引观众的是对旧天桥的讽刺，而歌颂部分效果平平，但最费心血的也是歌颂部分，真是受累不讨好。为什么？就是违背了相声艺术的规律——讽刺的特征。
反右派中，相声《马大哈》的作者和演员都成了右派，说是为社会主义抹黑。这么一来谁还敢再写讽刺相声，一下子就伤了相声作者和演员的元气。于是都写只能写歌颂、演歌颂的相声，写了那么多，演了那么多歌颂相声，有几个立住了？当时马季的《找舅舅》、《英雄小八路》和当时最叫好的相声《昨天》，今天还演吗？而大量的传统相声仍然在播，因为人们喜欢它，有市场。这就说明，凡具有讽刺幽默这一相声艺术特征的作品就生命力强，甚至传代，违背这一规律的，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而今，小说、电影、电视等文艺形式，反腐败等题材都很开放，唯独相声还有很大成分的“禁区”，这些“禁区”都在相声演员和作者的思维中。应该说明的是，讽刺要针对不同对象和事物，是要有分寸的，不是为了讽刺而讽刺，为了“包袱”不考虑后果，那样做也不符合生活的实际。讽刺与幽默是分不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要提倡幽默的“包袱”，因为讽刺与幽默虽然分不开，但仍有质的不同，讽刺的“包袱”往往一笑而过，而幽默的“包袱”能让人笑过以后，还值得思索，余味无穷。
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当今相声的衰落，它的病根就是弄不清事物即相声的讽刺幽默的特征，因为历史和现实的问题，作者、演员都有一种“怕”的精神负担，怎会写出、演好喜剧的作品？再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病因，就是今天大多数演员都过着优越生活，不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所以创作出的节目，脱离生活实际。
总之，作者、演员，从观念上首先解放，冲破所谓心理上的禁区，要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实际去冲破种种禁区。只有相声的表演形式和内容都极具现代特色，它才不“衰落”，才有极强的生命力。相声演员在表演和创作上要下苦功夫，从根本上提高素质，要有艺术家的勇气，不要在个人名利的圈子打转转，而应当承担起承上启下的重担。

（摘自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