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快书大师高元钧

刘北萌

高元钧同志生于1916年3月29日。原名高金山，河南省宁陵县张弓乡西四里和庄人。幼年家贫。7岁即跟随双目失明的四哥背井离乡，卖唱乞讨。在饥寒交迫、四处流浪中，度过了苦难的童年。11岁时，来到了南京。依靠四哥在下关码头“撂地”卖唱的微薄收入，勉强糊口。此时，适逢演唱“武老二”（山东快书原名）的老艺人戚永立也在南京做艺，便登门拜师。可是戚永立终不肯收，后来几经周折，总算学会了一些“武老二”唱段。又在走码头卖艺过程中，得到同路的大师兄郭元顺的指导，艺术上逐步完善。通过郭元顺代师收徒，他才正式成为戚门弟子。几年后又正式拜师，得到了戚老先生的亲自传授。
高元钧同志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逆境中的砥砺，锻铸成他那坚强的事业心。那时的“武老二”虽是一部经过历代艺人传唱、加工，结构完整的长篇大书，但精华糟粕并存，其中夹杂着一些粗野不堪的唱词，和某些低级下流的细节描写，即所谓“荤口”。它不仅影响了该曲种广泛传播，而且也危及到这门艺术自身的生存。高元钧同志面对这一困境，显示出他那不甘沉沦、敢于突肢的艺术革新家的胆识，宁肯因改掉“荤口”会失去某些听众，在经济收入上蒙受损失，也要 开一条新路。在改革中，他一方面剔除“荤口”，又如饥似渴地向姊妹艺术吸取、借鉴，努力提高自身的艺术表现力，当时，只要有戏曲界、曲艺界艺术名家的演出，他宁肯省吃俭用，也不放过观摩学习的机会。从他的演唱中，不难看出他对多种戏曲、曲艺形式的表现技巧的融汇贯通，从而使这门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艺术档次，开了新生面。这是他在曲种改革中，做出的历史性的贡献。
高元钧同志来自旧艺人群体，但他没有“宁帮十吊钱，不把艺来传”，和“同行是冤家”等旧意识。对于向他学艺的人，总是主动热情，积极传授。济南有位演唱山东落子的艺人杜永顺，对高元钧同志能把“武老二”传授给自己，一生都感恩不尽。
“武老二”改革的成功，使其进入了高层次的游乐场所——青岛市的曲艺园子青莲阁，从此，它能够与当时被认为比较文雅的兄弟曲种同台献艺。尤其40年代中，他与相声名家刘宝瑞在徐州较长时间的合作，表演相声，不仅对相声艺术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且，也使本身“武老二”的说唱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1946年他应邀去南京献艺。其间，曾参加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组织的“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演出大会。翌年，他再返上海，又参加了左翼作家们举办的“纪念‘五四’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示威演出活动。他所演唱的《武松赶会》、《鲁达除霸》等歌颂英雄侠义为民除害的节目，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并得到郭沫若、田汉、洪深等文坛名家的称赞。郭老当时赞誉高元钧同志为“民间艺人的一面旗帜”。上海解放后，为积极配合反霸斗争灌制《鲁达除霸》唱片时，和有关方面一起，将“武老二”定名为山东快书，使这一民间说唱形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曲种。
新中国的诞生，为高元钧同志创造了施展艺术才能的崭新环境。他那种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幸福感，集中地化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胆忠心。他运用自身的精湛技艺，积极地去讴歌新人新事。上海解放之初，他率先演唱了《小二黑结婚》、《桥》、《刘巧团圆》等新曲目。他凭藉姻熟的艺术技巧，发挥了曲种优长，演来不同凡响，使人耳目一新，大受欢迎，得到了上海市文艺处的首肯。在总结工作会上，对高元钧同志热情编演新书目提出了表扬。1950年他赴天津献艺，又演唱了《生产就业》、《一封双挂号信》等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唱段。为此，1951年他被天津文艺工会评为市二等劳模。
饥寒交迫的生活经历，受歧视、受凌辱的社会地位，使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他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1951年离别了即将临产的妻子，随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奔赴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作巡回慰问演出。由此他受到“最可爱的人”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感染，使他从心底里深深爱上了为穷人打天下、保卫人民坐天下的人民军队。回国后，廖承志同志介绍，他放弃了优厚的经济收入，志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而为其思想觉悟的提高和艺术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新天地。他积极主动地去实现从一个民间艺人到革命文艺战士的转变。他自觉地认识到，要从思想上真正同战士打成一片，就必须满腔热情地为兵服务。高元钧同志的革命热忱，使部队广大官兵深受感动。每到一地演出后，他总是惦记着那些未能看上节目的执勤人员和为演员做夜餐的炊事班，主动为他们加演。有的病号没看到演出，他也要为一个人单独演唱。有一次在北大荒演出的行军路上，有位战士提出想听他的山东快书，他就当场掏出板来，为这位战士唱了好几个小段。他那种有求必应、主动送戏上门的演出作风，已成了部队曲艺演员的光荣传统。第二届赴朝慰问团任务完成回到天津后，前线有的部队反映，没有看到高元钧的山东快书，非常遗憾。高元钧同志得到这一消息，便主动要求重返前线。在上级批准下，他再次返回朝鲜，为部队演唱。退休前，他在军队中服役了整整35年，先后四次赴朝，四次去福建前线，两次到抗洪第一线。他的鸳鸯板响彻了祖国的四面八方，北大荒、海南岛、天山脚下、余震未消的废墟上……都留下他的足迹。他以完全、彻底的精神为兵服务，被部队指战员称为“大兵的艺术家”。
高元钧同志的演唱，惯以具有楷模作用的英雄形象鼓舞部队斗志。他成功地演唱过《一车高粱米》、《三只鸡》、《抓俘虏》、《侦察兵》、《师长帮厨》、《长空激战》、《金妈妈看家》等一大批反映军事题材的新作品。塑造出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他演唱的这些新段子，在军内外广泛流传，产生过强烈反响。几十篇新书目的几千场的成功演出，以及对山东快书艺术的卓越贡献，使他成为独领风骚的一代书杰。
高元钧同志非常重视曲艺迅速反映现实的功能。每到一地，演出前总要搜集当地的好人好事，临时编上一段演唱出去。这种现编现唱的做法，对于宣扬先进、鼓舞士气，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创作上，他更是积极参与，虽然文化有限，但是他长期实践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和其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往往会给其他创作人员以极大的启发。他还经常注意搜集素材，并和创作人员一起结构作品。《师长帮厨》、《长空激战》等，不少成功之作，就是在他具体参与和指导下完成的。
高元钧同志十分重视后备力量的培养。他演到哪里，总有不少同志跟到那里，来学唱山东快书。每次下部队演出回来、也总会带回一批学员。于是就在部队政治机关和文化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下，举办曲训班。他直接间接地先后培养出近200名山东快书专业人才。正如他在参军时天津市赠送的祝词那样，真正实现了“把山东快书种子撒遍战士园地”。高元钩同志成为曲艺教育家、山东快书一代宗师，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部队政治机关高级领导人的褒奖，傅钟同志给他做了“桃李满天下”的题词。正是通过这种卓有成效的普及工作，使得山东快书这一地方曲种，迅速推向全国。使其在50年代，展现出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的崭新局面。军队专业曲艺队伍的建立，高元钧同志是一位具有奠基作用的人物，1953年5月解放军建立了第一个曲艺专业团体——总政文工团曲艺队。高元钧出任队长。由此，各文工团、队相继成立了曲艺分队、曲艺组等专业单位，为军队的文艺工作，增添了一支新军。为表彰高元钧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曲艺发展中所做的贡献。1980年中国曲艺家协会、总政文化部、北京军区文化部，联合举办“高元钧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活动，及高（元钧）派山东快书演唱会。1988年又由山东快书研究会和《曲艺》编辑部一起举办了“高（元钧）派山东快书艺术研讨会”，会上宣读若干篇论文，研究了高派的艺术特点。继而，高派弟子又举行了谢师会，共同感谢恩师的传艺和教诲。到会的二代与三代传人共177名。
高元钧同志还一向重视艺术经验的总结，若干年来，在他的学生辅助下，对山东快书进行了理论探索，填补了该曲种艺术理论的空白。1959年以来，先后出版了《山东快书的表演经验》、《快书快板研究》（山东快书部分）和《山东快书艺术浅论》等理论专著。到了晚年，他注重于传统和现代保留唱段的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曲艺出版社出版的《高元钧山东快书选》和《武松传》，为传统书目和优秀新书目的传唱，做了有益的工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
高元钧同志于1993年3月3日6时5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他一生历任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摘自 《福田名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