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相声支两招

连续3天，首届CCTV全国电视相声大赛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每晚6对参赛选手，精神抖擞地说、学、逗、唱，不仅博得了场内观众的阵阵掌声，也在观众中引起余波。在中央电视台的网站上，不少人都纷纷发表观点，表达了对相声的喜爱和热切希望。观众关注的热点恰恰是相声发展的难点。

回到相声本质上去

一位网友在中央电视台的网站上说，我看了一晚上，一次也没乐，太没内涵了。名为夏雨桥的观众说，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听的就是相声了，那时总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录音机旁，边乐边学，而且是过耳不忘。有时候想，为什么过去的相声几乎各个都是精品，而现在的相声听起来都像小品，而且还不逗人乐？
两位观众的反映其实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相声的文学性差了，当相声失去了语言艺术的智慧、风趣之后，只能靠表演的包装来丰富内容。这其实是相声的误区。这里所说的文学性不光指文辞的优美，更多是指创作者观察生活的细致与表达的精巧。像马三立类似“挠挠”之类的包袱现在难得一见。而现在最流行的是演员靠自身能说能唱来掩盖内容的贫乏，最多人们会为演员的“不容易”而鼓鼓掌，却不是因为作品本身。
同为相声演员的侯跃华这样解释这个问题：过去的演员许多能够自己写，现在呢，大部分的演员等别人写出的作品去排练。其实现在的演员文化水平比以前老演员的文化水平高，可是自己写作的能力不如老演员，写一段好的相声作品，其实比写一部中篇小说可能还要难，要在一个十几分钟的作品当中既要把事情说清楚，还要使大家笑，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另外，过去的老演员生活的底蕴比现在的演员要厚实。总之一句话，坐在屋里瞎编的作品，谁也不爱看。

相声离人民有多远

仔细想想，大凡能够流传下来的相声经典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民的呼声，让人民群众发出会心地微笑，像讽刺马大哈的《买猴》、刺向官僚主义的《电梯奇遇》，还有反对浮夸的马季老师的“宇宙”牌香烟。相声艺术本身就包含着讽刺，相声应该抨击社会阴暗面，有点笑里藏刀的意思，而不适用于歌功颂德。这可能也是比赛第一个出场的是赵伟洲和杨少华大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一位网友说，他们的相声我过目不忘，很欣赏赵伟洲的段子，讽刺意义浓厚，又很新颖，杨少华的语言有种独特的风格，包袱抖得恰到好处，我相信不会只有我一人感到如此。另外，赵卫国、李道南的《搬迁曲》也广获好评，除了演员极强的表演模仿能力之外，最主要的是关注了人民最关心的房改问题。《劝驴》里逗哏的那个胖子范军，他的表演说、学、逗、唱样样行，模仿得也很像，是这次相声大赛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名演员，也可能是最符合大众标准的“人民”演员。

给相声以人文的关照

这次相声大赛很自然地让人想起刚刚在北京、上海演完的台湾导演赖声川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不是说他们将相声与戏剧结合起来就是一个成功的模式，最本质的东西是它让观众看到了来自幽默背后的力量。朝廷与民间、平民与政客、文化人与暴富者那么鲜明有趣地统一在一起，不光让人看到了创作者的智慧和讽刺的后面写着的仁爱———对人的尊重与关怀。反观这次相声大赛上的作品，却发现基本缺少来自创作上的豁达，缺少民间的机敏、通俗，一句话少了文化的底蕴。当相声创作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艺术，而是直奔得奖，或是别的什么，相声是很难有进步的。（北京晚报记者满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