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代会前夕,当有关人员向毛主席汇报代表的选举情况时,毛主席问侯宝林选上了没有,于是广电系统的代表名单上有了侯宝林的名字。 1949年新中国成立,除了物价再不是“一日三涨”,整个社会都在“涨”,“艺人”上“涨”成“同志”,说相声的上“涨”成“革命文艺工作者”,侯宝林的社会地位在变,不再撂地摊卖艺,而是被邀请去演出,甚至被请进了中南海怀仁堂、紫光阁,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名人、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和他成为朋友,侯宝林真的感到站起来了,腰杆直了。

为让相声更好地为新社会服务,有人建议成立一个“相声改革小组”,侯宝林积极报名参加。“相声改革小组”的成立,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给他们派来了联络员、文艺干部以及有名望的文化人,向他们宣讲党的文艺政策,帮助他们学习文化,还为他们提供好作品和素材。正是在这个“改革小组”里,侯宝林学文化、学理论、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初步懂得了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认识到“相声不是开心解闷的玩艺儿”,是用“让人笑”这个武器去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一次,侯宝林给毛主席等领导人说相声,说着说着就兴奋起来,现场发挥地说了句“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毛主席顿时睁大了眼睛,眼神里充满了惊异和钦佩,似乎在说:侯宝林同志不寻常呀,相声语言如此富有哲理性!还有一次,侯宝林说《戏剧杂谈》。当他说到自己“42岁研究了50年戏剧”,捧哏人略显奇怪地问“这不是矛盾了吗”时,侯宝林迅速又十分流利地应答:“矛盾是可能产生的,并且应该是存在的。任何一个事物都会有矛盾存在,那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使这个矛盾统一起来,否则就会形成对立,继续发展。这是个法则问题喽!你不懂啊。”这不是《矛盾论》中阐述的观点吗?怎么用在这里,而且非常恰当!毛主席笑了,周总理更是笑着直拍毛主席肩膀。

《关公战秦琼》是侯派相声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毛主席最爱听的段子,有时听完一遍还要求再说一遍。

“相声是一门讽刺艺术,和漫画、讽刺诗有着同样的作用。”侯宝林有着这样的认识,并努力运用《讲话》中关于讽刺的理论指导创作。但是,“反右”时的某些过头批判使他对“相声就是讽刺”动摇了。就在这个时候,有关部门传达了“没有讽刺就没有相声”的指示,据说这还是毛主席的意见。侯宝林又勇敢起来了。

许多听众说,听侯宝林的相声,能感到他的知识面很宽,有相当的文化修养。每每听到这样的赞扬,侯宝林就说这要感谢共产党。他说,自己原来的文化程度也就是“刀切花卷蒸饼,果馅玫瑰黑糖”,解放后参加了职工夜校,学语文、学历史、学语法修辞、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体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使自己丰富起来,才敢在填个人履历表时写上“初中文化程度”。

在中国的大地上,不知道侯宝林的人是极少极少的,维吾尔族人说他是“全民族的阿凡提”,蒙古族同胞说他是“活着的巴拉根仓”……戴在他头上的诸如相声艺术大师、教授、语言专家等头衔也很多。然而,侯宝林不这样看待自己。他说:“我个人并不高明,我们的民族文化高明,我们的相声有五千年的文化做后盾。”“我们曲艺界过去有头脑的人不多,是党武装了我们的头脑,赋予了我们灵魂。” (更文,2001年7月19日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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