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众来说，提到明代戏曲，首先想到的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等作品，但对于此外更广泛的明代戏曲则知之甚少。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廖可斌教授主持编纂的8卷本《稀见明代戏曲丛刊》于2018年10月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稀见明代戏曲丛刊》共收录《六十种曲》《盛明杂剧》《孤本元明杂剧》《古本戏曲丛刊》等大型曲籍以外的稀见明代戏曲79种（含杂剧42种，传奇37种），以及230种明代戏曲的佚曲，是对明代戏曲文献的又一次较大规模搜集整理。
在1月9日北京大学举办的新书发布会暨专家座谈会上，廖可斌谈到，该丛刊所收作品，至少28种是海内孤本或某种版本的唯一存本。其他戏曲所选用的版本，也都属稀见版本，搜集极为不易。例如无名氏《绿袍记》，今仅黑龙江大学张安祖教授家中藏有刻本；范文若《花媚旦》，今仅安徽芜湖市图书馆藏有清钞本；沈嵊撰《息宰河》，今仅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明末且居刻本；陈一球《蝴蝶梦》，今仅浙江省温州市图书馆藏有清钞本；无名氏《文渊殿》，今仅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库藏有钞本；林章《青虬记》杂剧和《观灯记》传奇，今仅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林初文诗文集》十九卷本中等。丛刊的点校出版，为明代戏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明代戏曲是中国文化集大成的成果，戏曲是中国文学新的发展阶段，但戏曲在中国文化中的重大意义还未得到完全释放，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民间社会互动的关系，具有政治学、文学、民俗学、文化考古学的丰富意义。“与《金瓶梅》一样，明代戏曲也一定会打开中国世俗文化、 民间社会的新的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更多方面研究的重要推动力。”陈晓明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谈到古籍整理之难，戏曲整理尤其难，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戏曲研究的底本选择最难，有好底本不一定能拿到，校勘没有一定之规，曲与白非常难断，但又必须断。“就好比《宋书·乐志》中的铎舞歌诗，连沈约都断不开。”刘跃进说。
关于整理之难，丛书主编廖可斌最有感触。比如，既然“稀见”，肯定难见，获取这些剧本的底本非常困难。国内公共藏书机构往往将稀见文献视为自身的特有资产，不肯示人。私人收藏者将稀见文献视为传家之宝，不肯轻易公布。因此要获取这些剧本中的任何一个剧本的底本，都往往经过许多周折。除了整理古籍之不易，廖可斌更多表达的是遗憾与缺陷，比如有好几种已知剧本，得到底本时间太晚，已来不及收入其中。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吴书荫是戏曲研究领域的老前辈，在谈到这套《丛刊》的价值时，他认为，以往讲到的明代戏曲，都是汤显祖、孔尚任等几大家及其重要作品，明代中晚期的作品鲜少被提及，而这个时期正是明代戏曲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从思想史的角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明代戏曲特别重要；《丛刊》的出版，也可见出出版社的眼光。学界以往对“稀见”文献的整理存在误解，认为只是补充，但从思想史角度而言，文献无优劣，不同的文献呈现不同的面向。“杰出的作家超越了时代，但不能完全代表时代。普通水平的作品，对于了解时代很有价值。《丛刊》代表了明代戏曲的一般情况，对于明代文学乃至历史的研究，其价值毋庸置疑。”左东岭说。
当然，正因为“稀见”，也更凸显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北师大教授郭英德认为《丛刊》提供了整理古代戏曲剧本的宝贵经验。郭英德谈到，戏曲整理应该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方法，比如如何选择底本和校本，如何处理曲词和宾白，如何处理异体字，如何处理眉批、夹批等。他还指出，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献的整理上应该有一个基本原则：只有同一版本系统的本子可以对校，不属同一系统的本子不可对校。（沈河西）
（摘自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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