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裘盛戎同志是五十年代初认识的。当时有一舍亲和盛戎同在一个剧团,盛戎与之闲谈,说起有一位署名"少若"的不知何许人,对他的戏很了解(我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裘盛戎的舞台艺术》)。那位舍亲便从中介绍,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东安市场的一家清真爆肚摊上,边吃边谈,十分投机。然后一起走进吉祥戏院观摩盛戎和谭富英合演的《清官谱》(即《打銮驾》)。我在后台还同富英先生畅谈了很久,这是我同富英先生平生唯一的一次谈话。

从这以后,每逢我去看盛戎的戏,总到后台同他打招呼,有时间就攀谈几句。北京市第一次文代会我被分在盛戎所在的小组(他是召集人),在小组中我除与盛戎接触较多外,还认识了韩君青(世昌)先生。屈指算来,已逾三十年了。

1956年,有一晚我在民主剧场看盛戎演《铡美案》,当时应亡友张金印君之嘱为他记录台词,于是我便一面看戏,一面笔记。因座位很显眼,盛戎以为我在用本本儿给他提;意见,便请一位同志来打招呼,说散戏后一定要我到后台去找他。见面之后,说明情况,彼此拊掌大笑。但从这件事却能看出盛戎对艺术的虚心和诚意。

北京京剧团扩大以后,我就很少同盛戎见面了。有时通过张胤德同志略知他的近况,他也偶然托人带信问候我。最后一次见面,约会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我们同在长安戏院看戏,剧场休息,我们碰到了。他说,"有些事我不大懂,得跟您聊聊,请您开导开导。" 我没有来得及问盛戎说这话的涵义,但估计是他对当时"四人帮"搞的一套"戏曲政策"有想不通的地方。可这一愿望却终于没有实现。1969年我去干校前,他还托人告诉我,他"没事"了。然而直到盛戎去世,也没有再见到他。 (原载 1986年5月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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