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兰：人生如玉戏如兰

徐玉兰十一岁时不顾母亲反对在浙江开始了越剧生涯。在1930 ?? 1940 年代，她在上海一步步跻身著名的“越剧四姐妹”之列。1950 年代，她和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红楼梦》成为一代人记忆中的经典。 徐玉兰家中最显眼的五张照片，高高大大地挂在沙发后面的墙上，《红楼梦》里的宝哥哥、《西厢记》中的张珙、《春香传》中的李梦龙，个个都是她。
徐玉兰安静地坐在沙发上，腰杆挺直，眉间依然英气勃发，尚能依稀看出她当年最红时演头肩小生的容颜。

童年往事：翻墙看戏与戏迷祖母

我出生之前，最初的越剧已开始在江浙一带流行，有不少越剧班在乡间演出。我小时候接触戏并喜欢上听戏，很大程度上是受祖母的影响。祖母是家里的权威，她带我去看戏，下面的叔叔婶婶也都不敢说什么。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筱丹桂的“高升舞台”越剧班来新登县城演戏。那时我还在上学，每天要向老师交一张“红卡”，老师检查完作业后，就在“红卡”上用红笔圈一下。为了逃学去看戏，我就自己先写好描红簿，上午到私塾，趁老师还没来，偷偷跑到讲台上用红笔批批圈圈一番，再标上批阅日期，然后就可以大模大样地去翻墙看不掏票子的白戏了。
我每天都去看戏，久而久之，跟她们班底的人混得很熟。有一次，越剧班的班主对我说，我看你这个小姑娘还蛮活络的，你唱给我听听。我就唱了两句，那个班主听了后说，你嗓子还不错，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唱戏吧。
回家后我就跟祖母说了这件事。祖母不反对我学戏，她说：“学唱戏可以，但不能跟着这种戏班子走。”祖母是害怕我被戏班子拐跑了。后来我父亲和另外一个想学戏的小姑娘的父亲共同出资筹办了一个越剧班，起名叫“东安集社”，后来改名为“东安舞台”。剧团从嵊县请了个姚师傅教戏，台址设在乡下的一座庙里。这样就解决了祖母的顾虑，我也可以去学戏了。
我妈妈不同意我去学唱戏，她认为戏子和讨饭的叫化子一样，但是因为有祖母支持，我就理直气壮地和妈妈争论，后来她一气之下操起一把刀子说：“你真要去，我就杀了你！”我当时也毫不示弱，说：“杀了我，我也要去学戏！”

上海生涯：从跑龙套到做头牌

1933年底我到了上海。比起同辈的越剧演员，我来上海的时间比她们都早。那时上海已有了女子越剧，我们跟着“东安舞台”给一家叫“叙乐茶楼”的戏馆做班底。这个戏馆的越剧班里不乏一些已出名的演员，比如当时被称为“三花不及一娟，一娟不及一丹”的王杏花等，我们只能跑龙套。到过年时，名角都回自己家，而我们做班底的30多个人只能在班里过年。
1934年初，家长们把钱交给我父亲，他带着大概50 块大洋把我和“东安舞台”科班的其他姐妹从上海赎了回来。我们开始在江浙一带跑码头，这地方演一个礼拜，那地方演半个月。我祖母特别喜欢看戏，在乡下演出的时候，她都是坐着轿子来看，场场不缺。虽然那个年代交通很不便利，要坐船先到杭州，然后从杭州坐火车再到上海，但是我祖母都会来看我唱戏。
在流离各地的日子里，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练弹指功、猴戏、长靠短打，还要练翻跟斗，从三张半高的桌子上翻下，庙里的地板都是石地板，摔在上面生疼。
教我们武戏的师傅袁世昌原是徽剧京班出身，素有“文武老生”之称。正是他的悉心指导，才使我奠定了演老生和后来形象中阳刚洒脱的基础。
在江浙跑码头的日子持续到1936年底。1937年初，东安舞台越剧班第二次辗转来到上海，在各个戏院戏馆演出。这期间，在老闸戏院，我也得以和当时的名角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时称“三花”)等搭档同台演出，那时我演文武老生。我父亲在1939 年因患伤寒症去世。“东安舞台”也一分为二，我和其中一部分演员自行组织了一个剧团，取名“东安剧社”，由我领衔。之后，我便迎来了我在上海越剧界最红的一段时期。1941年11月19日，我正式在上海老闸戏院挂牌头肩小生，与三大名旦之一的施银花搭档。施银花是“女子越剧界创始者”，被越剧界称为“花衫鼻祖”。她唱花旦，我唱小生。

备尝艰辛：我和筱丹桂

1945年下半年，抗战胜利不久，我和筱丹桂搭档挂牌，在上海西藏路的天宫大戏院演出。
我们演的开场戏《圆圆红》一炮打响，天宫戏院场场爆满，戏院老板张春帆赚足了钱。戏院本来有500张位子，后来连座位间的夹道里都要再增加500 张。抗战胜利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我们每月只有包银五块钱了。为养活上海的妈妈和弟弟，我向张春帆提出加钱的要求，他表面答应却一直不加。后来，我无奈之下，就摘下戏院门口的照片罢演。后来姐妹们跟我说：“不要这样了，春凤姐(筱丹桂的本名钱春凤)哭了。”因为没人搭档，她又是被张春帆控制，我也很同情，就继续演了。
1947年上半年，张春帆买下市中心一家舞厅，改建国泰戏院，丹桂剧团也随之转到国泰。国泰的座位大约800多个，加上楼上有个无线电台，所以戏院的生意天天红火。
因为天天日夜两场连演，有天夜场演出时，我正演到赵文骏在书房中看书，感觉喉间一阵恶心，我暗自在书角上吐了一口，一看，是血。幕间休息时我又连吐几口，昏迷过去。但张春帆不让我停演，他怕观众退票影响自己进账。第二天日夜两场又都撑了下来。那时我在一个过房娘(干妈)家里住，她知道了这件事，拉我去看医生。到诊所我大口大口地吐血，瘫倒在病床上。医生诊断是肺血管爆裂症，必须立即卧床养病。张春帆就派人想买通医生让我当晚继续演出，那医生没同意。
1947年9月，我脱离丹桂剧团，自己组建了“玉兰剧团”。因为无法动员筱丹桂加入，花旦就由戚雅仙来出演。不久，筱丹桂因不堪张春帆的迫害而自杀。我深感痛惜，为哀悼她的死，上海所有剧团停演三天。我和“越剧十姐妹”中的其他九姐妹共同决定要张春帆披麻戴孝做“孝子”，并且负责将筱丹桂的遗体落葬杭州，让她像才女苏小小一样受世人凭吊。张春帆明里做“孝子”相，暗里却唆使爪牙威胁前来吊唁的越剧界姐妹，并笼络了筱丹桂的胞兄，把筱丹桂的遗体带回家乡嵊县落葬，她的所有遗产也归她胞兄。张春帆后来被法院宣布“无罪释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捕归案。

宝黛良缘：半个世纪的“爱情”

1953年4月到年底，我和王文娟一起带着《梁祝》、《西厢记》和剧团去朝鲜为志愿军演出。从朝鲜回到北京，已经是1954 年1月，几天后周总理指示，我和剧组得以回上海。那时我想留在部队，不舍得离开，总理说：“不行啊，南方的花还是要开到南方去啊。”总理还开玩笑说，我的压力很大呀，上海的观众都抱怨我，把你们上海的戏只让部队看不让老百姓看。最后，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返回上海。
1955年国庆前夕，我开始排演越剧二团此前就接受的《红楼梦》一剧。解放前我和姚素贞搭档演过《红楼梦》，老戏新演，领导特地交待：要排练好《红楼梦》，原著起码要通读十遍！读原著果然收获很大，轮到我饰演的贾宝玉出场，我当时想，像宝玉这种公子哥儿应该怎么出场呢？后来我想到书中有一段，说王熙凤给贾宝玉一个项圈让他戴给老祖宗看。我就让剧组做了一个项圈当道具，出场的时候拿在手里晃来晃去，蹦蹦跳跳出场，大家都觉得这个出场不错。
从1955年开始接触，到1958 年带着它在全国巡回演出，《红楼梦》一剧历时三年，在全国观众里掀起了“宝哥哥林妹妹”热。1948年至今，我和王文娟搭档了半个多世纪，观众们称我和她是“越剧舞台上的并蒂莲”。王文娟和孙道临的婚事也是我做的媒。哭笑不得：非常年代的非常生活“文革”开始时，我和王文娟以及越剧二团团长兼作曲家顾振遐被打入“牛棚”。后来又被要求定期到上海越剧院院部“工棚”参加劳动。后来是到交大军训，不久又被转到松江农村。
1970年秋，我和王文娟、袁雪芬、傅全香等人统统被调到奉贤的“文艺干校”，当时我们在十八连，十七连是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像巴金、杜宣、魏绍昌等，他们都在种菜。我们也以种菜为主。为了给菜施肥，我们连队经常用萝卜跟他们交换猪粪。幸亏我是小生出身，能吃苦，傅全香她们做花旦的就不行了，很多苦力都做不来。
因为不懂种田，我们常常闹笑话，王文娟为了给菜地松土，把菜根都铲断了；袁雪芬在自留地上种向日葵，到收获的时候，看着向日葵长得都蛮好，可是里面的籽都是空的。那个年代的生活如今想起来并不觉得苦，而是感觉很荒唐。比如在“工棚”里，所谓劳动，其实就是把诸如《红楼梦》、《西厢记》等各剧目的道具、布景什么的统统拆除，然后反复清洗，末了再一个个摆好。每天劳动完还要写“劳动心得”，写烦了就从各种报纸上抄来改编一些，我自己都笑着说，从小学生都写成大学生了。
1973年春，我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审查结论获得“解放”。这8个字让我当了7年的“牛鬼蛇神”，却又只能让人哭笑不得。

（摘自 《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