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说戏话北京”北京戏曲文化分享会“京沪戏曲交流专题”之一

票友演唱现场

红楼一梦六十载

作为蜚声海内外的国家级戏曲剧院，上海越剧院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其四大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至今仍广为传唱。4月16日，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由北京青年报社主办的“谈艺说戏话北京”北京戏曲文化分享会“京沪戏曲文化交流”专题活动在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中心举行。活动邀请了上海越剧院副院长梁弘钧为北京的越剧迷们讲述了越剧《红楼梦》的历史以及越剧的流派、发展等。不仅如此，以李旭丹为代表的青年演员们也现身分享会，讲述了自己学习表演越剧中的难忘经历，其间更为观众带来了经典的越剧戏曲片段。

曾先后在上海淮剧团、上海昆剧团就职的梁弘钧院长自嘲是“半路出家”的院长。他作为一个昆曲出身的演员，在担任上海越剧院副院长后，一直强调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越剧：“任何戏曲或者某个流派都不是静止的，我们的戏曲也要不断发展，要更加适应观众多样性的需求。”

在分享会上，他从越剧的起源发展谈到了流派纷呈，以及上海越剧院未来的规划路线，从“三花一娟”、“越剧十姐妹”对于越剧发展所做的贡献谈到了他对年轻一代演员所寄予的深切厚望，脉络清晰地为听众梳理了越剧的前世今生。

上海越剧团的青年演员李旭丹、王婉娜等还在现场为戏曲迷们带来了“葬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读西厢”选段，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尽显越剧风采。

此次分享会的听众除了由本报热门公众号《文化客》招募而来，还有北京民间越剧团——小百花越剧团和北京鸣越社的团员。在互动环节中，现场观众就流派纷呈的传承、戏曲电影的传播和演唱越剧应如何发声、如何咬字以及如何克服演出前的紧张等问题踊跃提问。热烈的氛围也令演员们十分感动。梁院长说道：“没想到一个南方剧种在北方城市还能这样受欢迎。”

此次上海越剧院入京也是为纪念《红楼梦》首演60周年所开启的“甲子辉煌”的全国巡演，他们将于4月14日到17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连演四场，以扎扎实实的演出、兢兢业业的态度缅怀宗师、传承经典。

现象

越剧在北京的“南花北放”

其实在北京，喜爱越剧的观众不在少数，也有像小百花、鸣越社这样由越剧爱好者发起组织的民间团体。在北方尤其是像北京这样以京剧为主的地区，接受越剧这种江南小调会遭遇一些诸如语言、文化差异上的困难。北京鸣越社负责人李邯也讲到了这一点：“确实在北方京剧还是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的，但是越剧也有很大的竞争力，它的表演追求细腻，重视舞台上的美感。我相信只要让观众走进剧场，肯定会被越剧打动。现在我们缺少的只是平台，很多人都不了解它，就很难走进剧场。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宣传，通过公益演出的方式让观众走进剧场。语言上有障碍我们就配上字幕机，很多戏迷都是通过观看我们的演出后爱上的越剧，发现它的曲好听，舞也美，都说又多了一个喜爱的剧种。另外，现在都在提倡南北文化融合，越剧和京剧其实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互相借鉴的，我们想把传统戏剧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下去。”

李邯在现场观看了李旭丹、王婉娜这些青年演员的表演后，也十分感慨：“她们代表了越剧在这个时代的新的审美起点。她们对于人物新的理解、更加青春化的演绎方式会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她们的任务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要去传承和发扬越剧文化。越剧的未来其实就在这些青年演员身上了。”

讲述

上海越剧院副院长梁弘钧：越剧是桥梁

越剧之所以现在如此受观众的欢迎，我想除了越剧本身的艺术魅力之外，还是因为在越剧创办之初就有众多的越剧人走向全国，走到各个角落去传播越剧。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去撒播越剧的种子，所以今天到各地去演出的时候，都能感受到越剧迷的热情，包括像北京这样一个北方城市尤其是受京剧影响很大的地区，观众能够去听、去喜欢一个江南剧种，甚至还能演出、唱编，这是让我特别感动的。这也对全国戏曲观众兴趣和审美的培养起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传播效果。

从“全男班”到“第一个女子班”

从越剧的早期发展来看，它的起源也是具有草根性的，很接地气，就是来自田间地头。它从农村走进都市，完成的是一种蜕变，如凤凰涅槃般的艺术升华，

越剧的诞生具有简朴性，但是从它当中迸发出的力量和后续的动力是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

越剧在上海初创的时候并没有女性，采取的是“全男班”的模式。1917年，越剧在上海演出了三个月后发现这个模式并不可行，而且当时所唱的戏码和京剧并无差别、扮相上也仿照京剧。换句话说当时的全男班是用绍兴腔在演京剧的戏码，竞争力比较弱，所以它没办法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与其他戏种比拼，也没站得住脚。第一次失败后，1921年全男班又一次进驻上海，但是模式并没有变化，导致两次进驻上海都是铩羽而归。随后越剧人吸取经验教训，在施家岙开创了第一个女子科班。在此期间先后涌现了一大批广受观众欢迎的著名演员，如前期的“三花一娟”：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与姚水娟，她们对剧目的改良、对唱腔的改良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越剧与京剧形成了差异化的发展。

女性时代觉醒的标志

为什么我们说越剧吸引很多女性观众？为什么它的发展代表一个女性时代的觉醒？是因为京剧是爷们儿的事，是男人的社交平台。而女性在都市生活中，尤其是有了经济独立能力后，也需要有一个能互相交流的社交平台，越剧恰恰符合这一要求。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平等。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当时越剧最主要的观众是工厂里做工的女性，她们会在休息时间来剧院看越剧。但同时，知识女性、官太太、商贾们的妻子也是越剧观众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了越剧的金主。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中，女性的地位是平等的，她们的话题是围绕最近所看的某一个剧，谈论她们的服饰、剧情等。越剧就从单纯的戏曲演化成了一种可传播的流行元素，这也是当时越剧和其他剧种很不一样的地方——演戏的是女性、看戏的是女性、评戏的也是女性。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当时都市化的发展让女性意识觉醒，而女性的文化需求对越剧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流派不会停滞不前”

无论是我们所说的越剧分为八大流派、十三大流派还是二十二大流派，划分这些流派最重要的是要看到老艺术家们对越剧发展所做的贡献。“徐派”也好、“王派”也好，这些都是演员在演出中的自我总结，是与同仁的交流沟通、与观众的互动中所产生的艺术结晶。这些流派的特色是在个性化表达中不断完善的，但这种个性化的表达没有淹没掉越剧这个整体，所以它能够形成“多流并存”的局面。不光共存，它们还共同推动越剧的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流派而把艺术切割。流派不是一个符号，不是一个限制的框架，而且流派也不能停滞不前，它的发展需要青年演员来完成。继承并创新流派是一个艰巨且长远的任务。

“《红楼梦》我们已经演了几十万场了”

今年是越剧《红楼梦》首演60周年。走过整整一个甲子，可以说越剧《红楼梦》从首演至今，依然是最为观众熟知的剧目。它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我给大家说一串数字便知：越剧《红楼梦》电影在1978年至1982年这五年间，从八分钱到一毛二一张票售卖，卖出来两亿四千万的票房，累计观影人数达到12亿。大家所熟知的音乐剧《猫》首次在伦敦演出9000场，已经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了，但这个数字对于越剧《红楼梦》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红楼梦》在全国演出已达到几十万场，是那些风靡全球的音乐剧无法比拟的。这次我们来京演出，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四天上座率都达到了90%以上，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和鞭策。这证明了传统戏曲的力量。观众们也应该有这个自信，传统戏曲是有市场、土壤和需求的。

对话

“红楼”新演员：

辛苦是值得的

俞果：首先我们作为演员，一定是曲不离口。一段时间不唱就能明显感觉到生疏，所以每天的练唱是最基本的。比如一个小腔转不过来，就要练音符、找音阶，反复练习几十遍也是很平常的。老师的腔很小很快，所以我们必须要仔细琢磨，除了正常的排练外，基本上自己还要练习一到两个小时才可以。

忻雅琴：我们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越剧，基本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在练功房。到了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觉得要自己努力了，因为仅仅上课的那点时间是根本不够的，还是需要自己平时多加练习，毕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王婉娜：我们不都是文戏，还有武戏。前段时间我们在排练《追鱼》，就有武打的部分。说实话练打戏确实挺苦的，我们有专门练功压腿的板凳，被我们戏称是“老虎凳”，腿要绑住压在上面十几分钟。但是也只有把基础练好，在舞台上才能表现出色。

陈欣雨：唱戏讲究唱念作打，在学校的时候除了练唱之外，最主要的还有练腿。腿功不好在舞台上的台步就不好看，那么整个身体就立不起来。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毯子功”，就是我们武打戏中的翻打部分。我们还要学习“念戏”，咬字、唱腔都要仔细钻研。到了大学后会更注意创造性的挖掘，我们有一门“角色创造”的课程，就是专门学习从内心深处挖掘自我的创造力。戏曲里有句行话，叫做“戏曲是角儿的艺术”。虽然这句话有点绝对，但是演员作为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还是要具备创造的能力。前辈艺术家能自己创造唱腔，我们在大学也会自己尝试写曲、创造人物，所以戏曲演员真的是挺辛苦的，但这样的辛苦还是很值得的，因为有这么多的观众来看。我们年龄尚轻，但是观众还是愿意去包容，真的很感动。我们会尽快成长，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状态。

李旭丹：我入团已经很多年了，我感觉到从外在到内在都有改变和升华。除了传统剧目外，我们也会拍一些原创戏，如《甄嬛传》之类的。我也跟其他剧种的老师学习了很多：跟昆曲的老师学习了身段，看了许多话剧、影视剧补充自己的不足，思考如何将其他戏曲的精华融合到越剧中。我认为新一代的演员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现在的舞台表演过于流于表面，真实的部分越来越少，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现在的观众要求越来越高，稍不走心的表演都会被发现，细节会被格外关注，所以我们的表演也是一个不断自我反省、提高的过程。

本版文/本报记者 郭佳 实习记者 罗崇纬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王晓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