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 5月14日,著名戏剧理论家、活动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原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刘厚生先生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9岁。(回顾:“我的心啊在戏曲”,著名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去世)

刘厚生和浙江戏曲界,有着深厚的缘分,见证并始终关注着浙江越剧兴起、变革与发展。

今天来说说刘厚生与浙江,与越剧,与小百花的缘分。

1946年,周恩来总理在观看了袁雪芬主演的越剧《凄凉辽宫月》之后,约于伶和刘厚生谈了一次话,说了他对今后戏剧工作的安排。

年轻的刘厚生被总理寄予厚望,希望他办的剧团能成为党在上海话剧活动的一道重要防线,同时总理也指出,办不下去时就转向,去电影公司或地方戏剧团,“越剧有那么多观众,我们要派人进去工作”。

1948年末,刘厚生便参加了袁雪芬主持的雪声剧团,担任导演并主持剧务部,导演了《万里长城》《李师师》等戏,还代剧团邀请了冼群执导了《白娘子》一戏,从此与戏曲结下了一生情缘。

对浙江很多戏剧文艺工作者来说,刘厚生既是同行,又是前辈,又像父亲,比如导演郭小男。

“我们一直尊称他为厚生老。像厚生老、郭汉老(郭汉城)这一代戏剧家,不仅是先驱,还是开拓者,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对中国戏剧发出引领性的精神指导。在解放前,他们对文化,有革命性、左翼性、进步性的倡导,但建国后,他们可以迅速转换为对中国戏剧文化的建设性、继承性的号召,继而经历了文革时代,他们马上面对的是创新、继承,如何带领一批古老又年轻的剧种和演员们在事业上奋发。”

郭小男导演说,从施家岙走出的一群十几岁的姑娘们,到上海用半个世纪开创了一个剧种,又用了半个世纪辉煌了这个剧种。“越剧50年的创造在上海,那时厚生老正当年,不仅年龄正当年,他的创作才华、革命精神、文化地位都正当年,对越剧做出了巨大的关怀、爱护、支撑。厚生老那个时候肯定是个红色的精神教父,引领越剧少女走向中国传统文化殿堂。”

刘厚生与小百花演职员

刘厚生加入雪声剧团时,大家根本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只知道他是一个文艺理论家、编剧,来帮助剧团创作剧本、改良戏曲的,演一些具有现代性、人民性的戏。“从某一个层面来说,百年越剧没有像厚生老这样的先驱,越剧走不到今天,他始终是思想上的一个引领者。”郭小男说。

在他们的情怀里,中国戏剧没有“落后”、“守旧”的字眼,他们永远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并鼓励年轻人创新。

郭导回忆起与厚生老因戏结缘,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道至今,厚生老几乎看过所有他导演的戏,“我个人几十年的戏剧创作,永远被他们呵护、疼爱着。他们会以长者、长辈的心态来守护你,从来不会感觉到他们是高台教化的训导者,也不以唯我是尊的身姿出现,只是润物细无声地告诫你,关于文艺批评的严肃性,关于戏剧艺术引领性。厚生老从来都是慢慢疏导,启发你去理解,我想这是他的人格所具备的涵养。”

(三)“当我初出茅庐,还是毛头小伙子时,排的第一个戏,厚生老看过。在这些前辈里,我跟厚生老师更熟一些,”

茅威涛听到厚生老去世的消息,忽然情绪就收不住了。

刘厚生与茅威涛等人合影

“对我来说不像当年当团长一样,三十多岁干劲十足,有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只要有个精神信念,什么都能迎刃而解。我越来越脆弱了,以前很少哭的,现在却突然会有种无助和伤感。辛苦倒不算什么,关键是有没有人懂得。”

“不能说很突然,毕竟厚生老已经99岁高龄了,我非常清楚,到这个年龄,会不断地送老人们离开,只是经常有种无力感,会觉得懂你的人越来越少。像这些前辈都走了之后,又有多少从事理论的文化官员,懂你在做什么,能够跟你达成精神契合。好像历史中断了,伤感是因为这个。”

茅毛最后一次见到厚生老,是在北京参加一个剧协工作会议,他作为老顾问来了。“那时候郭汉老已经90几岁了,没有人扶着,自己哐哐哐就进来了,厚生老比他小几岁,在夫人傅老师的搀扶下进来的。”

刘厚生有腰椎间盘突出,茅威涛的腰也不好,两个“病友”见面,还会交流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经验。

“茅毛,你的腰怎么样”?

“厚生老,你的腰怎么样?”

“钢板钉着。”

请厚生老看戏,无论来杭州,还是在北京,他出现时,腰上都包着一个钢板,才能坐着看完一场戏。这个病是坐不住的,坐的时间久了,腿会麻,但他依然这样坚持坐着看完。

刘厚生等人为小百花艺术中心奠基

“我恢复得还不错,他说茅毛你真的非常了不起,我知道这种痛苦,你居然还在舞台上演出。有一次,帮何英排《李清照》,客串赵明诚,最厉害的时候,几乎整条腿是无法动的,穿着靴子有一些动作比较大,痛得我都要掉眼泪,这种疼痛如果有级别的话,跟生孩子也差不多。这种场景,我无需多说什么,他是知道的,懂我的。”

早年,刘厚生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茅威涛——

“茅毛在技艺上师承尹桂芳,思想上师承袁雪芬”。

“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就觉得他怎么这么懂我,我正是以这样一个状态努力地做自己的事。厚生老没有跟我很好地聊过天,只是看我的作品,看我的言谈举止,作为一个前辈,得出这样一句结论,这是对我最高的评价。”茅威涛说。

袁雪芬老师也曾经对她说过,要继续越剧改革。那一口温软吴语,茅威涛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们越剧第一次改革结束了,等到第二次我们要改革的时候,文革来了,文革一结束,我们年纪也大了,改革不动了,越剧的第二次改革没有完成。小茅,这个任务以后就是你们的了。我们越剧,是实践在先,理论在后,没有理论总结,所以以后你们要把理论工作建立起来。”

这些年,茅威涛的不走寻常路,不断变革求新,也常常面临争议。

“别人问我,茅毛你怎么内心如此强大。我说干嘛要那么多人懂我,有些人懂就可以了。我们做的事情,是用历史来评价的,所以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也很荣幸,作为一个晚辈,能得到厚生老对我的赏识,他能真正懂得我,这种力量一直支撑着我。”

建小百花越·剧场,茅威涛亲历了越剧十姐妹当年为建剧场四处筹钱奔波的日子。刘厚生说,茅毛你真的了不起,你把老师们没有实现的梦想,拥有自己的越剧剧场,给实现了。

因为这份精神默契,心灵相知,刘厚生还帮忙解决了沪浙两地越剧界的一次风波。

“曾经有一段时间,上海越剧界和我们几乎到了水火关系的时候,观众,学界,业界,对我们有很大的误解,到新版《西厢记》的时候,完全是白热化的一个状态。”

茅威涛说,导火索,是33年前的“红楼浙江挖角风波”,在人才流动和引进中,两地出现了矛盾。再加上对越剧创新的观念、认知上的分歧,引起了诸多误会。对峙最激烈的时候,上海越剧界的前辈老师们,集体拒绝参加浙江相关的越剧活动。

刘厚生先生的亲笔信

“我作为一个晚辈,看着非常着急,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局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事要找到一个娘舅,谁最合适呢?我突然想到厚生老师,只有厚生老来做这个娘舅是最合适的。我写信跟他说明情况,他马上跟我说,茅毛,这个事情我来帮你沟通。我不是希望他为我说话,而是从他的角度,让上海越剧界、学术界知道我们不是在瞎闹,我们在做什么。沪浙两地业界彼此谅解,缓和僵持的关系,厚生老功不可没。”

小百花20周年生日,刘厚生专门写了一封贺信,一篇文章《开展艺术竞争,扩大越剧影响——祝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华诞》,刊登在小百花的团刊上。

文章里,刘厚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沪浙两支越剧大军既是友军,又是对手,时先时后,竞走前进,何等壮观。她们共同扩大了越剧在全国以至国际的影响,让我们看到鼓励艺术竞争,开展艺术民主所释放的艺术生产力是何等可爱。”

“要是他能再多等我一个月该多好。如果他在,知道我们越剧场开张了该多好。他永远是我心目当中敬仰的前辈,虽然有些遗憾,但他的精神力量,会一直为我们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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