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浙江嵊州举办首届中国越剧节，本报记者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当地一位领导向袁雪芬老师抱怨说，越剧人才难留，一出名就往大城市跑。袁雪芬老师回答说，如果越剧人才都留下来不往外走，那么越剧至今一定还是小山村里的“的笃班”，决不会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剧种。
著名剧作家、浙江省文联老主席顾锡东先生生前在多个场合把越剧进上海与徽班进京相提并论。他说，越剧原来只是浙东乡村开着小小花朵的青青河边草，是逢机遇移栽上海广结善缘，在黄浦江畔荡漾春风，花枝招展，散发动人的艺术芬芳。
著名戏剧评论家刘厚生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越剧形成在浙东农村，但她的成长却主要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越剧从浙江农村走进上海都市，完成了以往难以实现的越剧改良。据统计，上世纪40年代前后的越剧新剧目在600个以上。
丰富了舞台表现手段，提高了演出水平。越剧进上海时，适逢京剧名家荟萃上海，这给越剧艺人吸收他人之长创造了条件。姚水娟演出的《花木兰》，在表演上吸取了京剧的演技，傅全香努力学习京剧大师程砚秋的唱法和表演，范瑞娟则学习马连良和高庆奎的唱法，商芳臣对周信芳的“麒派”情有独钟。
越剧的传播方式也开始现代化。越剧初创时大多临时雇人扛一块戏名木牌敲锣吆喝招徕观众。这种传播手段显然无法适用于上海的剧场演出环境。发达的上海媒介使越剧名角的知名度迅速攀升。其中，电台的无线广播，使没有文化的听众也能受到越剧的熏陶，而唱片便于听众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学唱和反复欣赏。1977年，上海越剧院男女合演的《祥林嫂》以及随后摄制成的第一部彩色宽银幕越剧艺术片，又进一步扩大了越剧在全国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国越剧进一步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越剧发展的历史中，浙江越剧和上海越剧有过多次交流融通。除了上世纪40年代名闻上海滩的“越剧十姐妹”外，上海现代和当代的著名越剧演员大多来自浙江绍兴等地。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五女拜寿》在上海演出，从大舞台、长江路一直排队排到口子路。观众排队几小时求购一张票。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团长吴凤花、浙江小百花名角董柯娣与上海越剧院名角单仰萍联手排演的《虞美人》今年3月也是在上海首演，而导演正是浙江著名导演杨小青。杨小青告诉记者，近20年来她究竟给浙江、上海的越剧院团导过多少戏，已经很难统计。
尽管有大量的越剧名角从浙江走向上海，但浙江越剧得天独厚的土壤和越文化的环境氛围依然使浙江越剧人才辈出。据绍兴市委书记王永昌介绍，越剧发源地绍兴目前已有专业越剧团5家，民间越剧团100多个，有4人获得梅花奖。此外，大量民间剧团活跃于基层民众之间，仅嵊州就有民营剧团112个，全年演出约3.5万场，演出收入5100多万元。
浙江优厚的越剧演出市场和灵活的市场机制给上海越剧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也给上海越剧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今年以来，上海越剧院在浙江的演出比去年猛增了3倍，光杭州红星剧院“越剧大舞台”的演出就达29场，而往年只有四至五场。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认为，是时代的发展造就了越剧的繁荣，是时代的变革推动了越剧的变革。天下越剧是一家，越剧的振兴，靠的是全国越剧界的团结协作，越剧人只有同心协力，形成合力，才能让越剧更有竞争力，才能创造新的辉煌。
（摘自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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