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是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1953年底拍竣。当时风靡一时,在香港创造了票房记录。当然,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此片被周恩来誉为“中国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用于招待各国记者,国际舆论对红色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怀疑由此冰释。
1952年下半年,第一次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举行,袁雪芬、范瑞娟进京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上级明确地通知:毛主席指示,马上要开拍彩色电影。
1952年年底,《梁山伯与祝英台》开始拍摄。参与人员非常激动,当时一部黑白电影投资近20万元,彩色电影要翻倍。尽管财政紧张,但还是投入了拍摄。
当时苏联专家明确地说:“你们要拍彩色电影,再过3个五年计划再说,现在拍好黑白片就可以了。”因为灯光、药水等方面都不成熟,她们一面在电影厂拍摄,一面看着工作人员拿着小瓶子药水做实验。她们也不适应当时的拍摄,一个镜头拍十几次,演的情绪都没有了。但即使这样的拍摄方式,还是因为手工印刷、灯光不稳定、色彩不定而流产。
最后,能不能拍成彩色片的问题被提出,而且集中在两盏从苏联进口的阿克炭精灯上。彩色电影必须光源充足,这两只灯一闪一闪,总在眨眼,不能起到应有作用。电影厂决定改拍黑白片。于是,彩色布景和服装必须重新设计,大家在拆布景的时候,电工突然发现:掉头安装的阿克炭精灯可以正常工作了——“原因就是装倒了这么简单。”袁雪芬找到了当时的宣传部长夏衍,请他到摄影棚看看,从摄影机镜头里看到的彩色画面很明丽,于是,召开现场办公会,再次决定拍摄彩色影片。
最需要的时候,连上海市防空用的探照灯都借到了摄影棚,白天在这里支持拍电影,晚上送回去进行防空照明,时值1953年,国民党轰炸还在持续。
“1953年夏天非常热,很多天都是38摄氏度。那么多灯照着,我们每天演10几个小时,演完后,脸都肿一圈。”袁雪芬说。范瑞娟的眼睛受不了灯光刺激,肿成葡萄那么大。袁雪芬的十二指肠溃疡发作。11个月的辛苦过去,影片竣工。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前来审查样片,对这部电影大加赞赏:“不是有人说我们没条件拍摄彩色片吗?现在拍出了,不是很值得总结吗?”
其实,《梁山伯与祝英台》被负载的政治意义还不止于这么点。
当时普遍的国际舆论对新中国抱有敌意,在文化方面,认为共产党中国压制文化发展,只会搞一些军事题材的宣传品。中央领导决定投拍《梁山伯与祝英台》正是从一方面说明:我们国家也有经典的爱情片,也非常重视文化发展。
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指示中国代表团新闻处放映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200多名记者被这样陌生而优美的文化感动着,当时主要的国际舆论转了风头:“谁说共产党不要文化?新中国建国不久,就拍出了这样美丽的爱情彩色片。”

(摘自 《党史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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