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红楼梦》影片的重映，全国各地的观众给我发来许多信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要我谈点从小说改编成戏的情况和体会，我无法一一作答，借此剧本再版的机会，找出了我当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为《从小说到戏》的文章，结合现在的一些想法，写了这篇后记，作为复信吧。
一
《红楼梦》小说是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多少年来，脍炙人口，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尽管十八世纪所作的《红楼梦》离开今天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是很遥远了，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一看，它是如何愤怒地控诉和抨击了吃人的封建制度以及这个制度的维护者，宣判了这个社会的必然死亡；以及它是如何塑造了当时反抗这一制度的那些叛逆者们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这决不是没有教益的。
“四人帮”一伙猖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他们否定一切，打倒一切，自然，根据这一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越剧《红楼梦》也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毒草，遭到禁锢的命运。只有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今天，才得重见天日，这个剧本也才得再版。
《红楼梦》小说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面貌的百科全书。它是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上层社会的缩影，抨击了腐朽、残酷的封建制度对人的压迫和束缚，热烈歌颂了具有民主思想的反封建先进人物。小说有其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性。
小说的第四回写了一节“护官符”，这张“护官符”上记载着“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四大家族。并且说：“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这一节“护官符”，就是《红楼梦》的总纲。小说正是这样充分刻划了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集团腐朽残酷的阶级本质，从而揭示出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
二
要把内容如此深刻、篇幅非常浩瀚的这一古典文学名著改编成戏，确非易事。我一着手试编，便应了俗话所说的“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主观上、客观上都存在着困难。
就说结构吧，小说是以众多的艺术形象，无数生动的细节组成的，头绪十分纷繁，曹雪芹在结构小说时确曾煞费过苦心。且看小说第六回上写道：“且说荣府中合算起来，从上到下也有三百余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没个头绪可做纲领……”。而戏的结构和小说又不同。戏需要高度集中，需要生动的戏剧情节，需要场次连贯，一气呵成。特别是小说可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而戏却受着舞台的严格约束。此外，还须考虑到使没读过小说的人也能看懂戏。再加上自己创作水平有限，就如乱麻一般，没个头绪可作纲领了。
在改编过程中，曾经走过不少弯路。例如由于要求能反映小说的各个方面，戏的取材便包罗万象，其结果是每个事件孤立，感情跳跃，正切合“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逐节铺陈，有如散金碎玉。以作另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这一评语（引李渔《闲情偶寄》）。
几经挫折，反复探索，我觉得要把小说这一百多万言的浩瀚篇幅，如此丰富的思想内容，都容纳、概括在三、四小时的戏里，似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我终于确定以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作为戏的中心事件，而围绕着这一爱情悲剧，适当地扩大一些生活描写面，歌颂他们的叛逆性格，揭露封建势力对新生一代的束缚和摧残。也就是说把爱情悲剧和反封建精神揉合在一起，编织成一条线索，从而选取小说中某些典型情节，融汇贯穿起来，在有限的范围内去体现原著小说的精神面貌。
从小说到戏，那是从一种文艺形式到另一种文艺形式，其间有很多共同之处，也有不少差异。在改编的实践中，我有这样几点体会：
其一，戏曲布局既须参照小说布局，而又不可依样画葫芦，完全受其制约。必须在小说的千头万绪、复杂万状、十分丰富的素材面前不迷失方向，不被素材缚住手脚，而是根据戏的需要，大胆而又细心地去剪裁小说，调用素材，组织剧情。
其二，小说写了四百多个人物，改编成戏，必然要求把人物作最高度的精炼集中。戏只能选取一些主要人物入戏，使人尽其用。戏的有限篇幅不能平均使用，而必须腾出地位给宝玉、黛玉这些主人公形象作浓墨饱笔的描绘。
其三，小说中的人物是用巨大篇幅以无数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的细节描写构成的。戏不可能有此篇幅，也不能如此散写，因而要求在塑造人物时，把握其性格最主导方向，突出其人物最基本的素质，予以形象，予以“工笔画”。举个例说，如写宝玉，对这一主人公的反对封建礼教，蔑视功名利禄，对爱情的纯真炽热，对婢仆的平等观念等主要的性格素质，放在突出位置，加以艺术渲染。当然，突出其主导方面，并不能忽略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其四，对事件、情节必须精选。《红楼梦》全书犹如满桌珍馐，如何选用，颇费踌躇。我认为应先从大处着眼，即先注意小说章回中的重要回目，然后遴选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细节，作烘云托月，绿叶扶花之用。
总之，理线索，选要点，抓关键，动结构，最后希冀能达到无损原著而传其精神的目的。(未完待续)
下面，想大体谈一下这个戏的整个设想。
戏的开头：
万事开头难。如何能清晰地、有条不紊地把主人公和所处的环境以及故事的开始介绍给观众呢？
曾经考虑过从“元妃省亲”或“贾母做寿”的热闹场面开始，也曾经在初稿中写过主人公们游大观园开始，这能烘托出贾府这一贵族家庭开始时的鼎盛气氛。可是，缺陷在于写一个大家庭的热闹场面，往往人物众多，一拥而出，观众目不暇接，休说能见到人物有个初步轮廓，就连张三、李四一时也难以辨认。气氛虽炽，人物难显。
经过推敲和试写，我才选择了“黛玉进府”作为戏的开端。
这一开始，可说是借黛玉眼光，观贾府环境，察贾府人物。观众如同和黛玉一起进入贾府，打量着贾母正房古老然而华贵的陈设，感到“一声咳嗽不闻”的严肃气氛，认为“外祖母家确与别家不同”，是个“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的所在。观众又能够清晰地看到女主人公林黛玉孤零零的身世，来寄人篱下的身份。然后，透过她的眼睛，一个一个介绍贾府的主要人物：先介绍了众星捧月般出场的权威贾母，而后介绍了王夫人，接着在众人屏息敛气中突出了王熙凤的笑声，也突出了王熙凤的特殊地位和处世为人的本领，最后让主人公贾宝玉出场，和黛玉相见，并且以“摔玉”的行动，来初露这个既是宠儿又是叛逆的头角。通过“黛玉进府”还可看到这些人一开始和黛玉的关系：贾母的怜惜，王夫人的关怀，凤姐的奉承，宝玉的一见如故。
这一开始，可使观众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倾注于会合在一起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身上，而期待着故事在这一环境中，在这对主人公身上展开。
然后，考虑宝、黛的关系，以及宝钗在宝、黛关系中的出现。
宝钗，这是戏中笔力最弱，根本没写好的人物。小说给她以“一问摇头三不知”、“装愚守拙”般姿态出现，用旁敲侧击的笔法，含蓄深邃地刻划了她。在戏中，这一人物除了后面出闺成大礼外，自己的遭遇不多，她总是在别人的遭遇旁边，表现出她的性格和风貌。因而，我认为困难在于她身上的戏剧素材特别少，但其人的位置又很重要。
至于宝、黛的关系，我觉得在描写他们滋生爱情之前，总应该先有一段他们有过的天真无邪、耳鬓厮磨的日子，以表现他俩幼年时期一起长大、日积月累的感情基础。我挑选了原著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我以为这是最典型概括地写了他俩整个遭遇中最欢乐的稚气的童年生活。同时，“脸上溅了点胭脂膏”和“闻香”的细节，亦给宝玉保留了一笔幼稚的贵族哥儿的习气。
对环境和主要人物作简介后，下一步则是考虑矛盾冲突的酝酿和展开，人物的逐步成长和发展。
大观园的家长们要教养宝玉成为封建家业的继承人，而宝玉则反对槁木死灰般的礼教传统，走封建逆子的路，这一戏的基本冲突，围绕着宝玉的生活，特别是爱情生活而开展。我选取了读《西厢》而不愿读八股，宁为丫环服役，与戏子平等结交，而不甘与“禄蠹”们为伍……这些情节，以对比手法，组织成“读西厢”和“不肖种种”两场戏。
我认定读《西厢》是小说写宝、黛爱情开始的绝妙构思。这一情节，不仅可以体现借用《西厢》之词，抒发心灵之曲，而且《西厢》是当时被目之为“淫词艳曲”的禁书，是老爷不准读的“流言混话”，宝玉偷偷地弄了来，在僻静之处（只能在僻静之处）偷偷地读，并且和黛玉并肩共赏，这便把这对主人公思想上的一致溶解在爱情描写中了。读《西厢》是“不法行为”，而从读《西厢》到埋下爱情的种子，这更显露出与封建现实的不可协调。
“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引李渔《闲情偶寄》）。
“不肖种种”便是把散见在全书各个章节的宝玉日常生活中的“畸言异行”——也即是他反对封建的典章规矩、等级观念、礼教制度，蔑视功名富贵等搜集一起，把四散的珍珠串成一线，有机地组织成戏，并把黛玉和宝钗这两个对立的形象卷入戏中，描写她们对现实的不同态度。
有了“不肖种种”，接下来便该是“大承笞挞”了；“笞宝玉”，这正是封建家长和封建逆子矛盾冲突的表面化。
贾政，这个封建卫护者严峻的形象，我采用的是让他虚出到实出的方法。在前面几场戏中，先通过别人的话来描绘。例如从“当心你爹知道！”“当心吹到舅舅耳朵里，大家又该不得安心了。”“象这样的好书，老爷却不许我读”，直至“人家劝他上进，他总骂人家什么‘禄蠹’，你想，怎么怨得老爷不生气呢！”处处使贾政的“阴魂不散”，干预着宝玉的生活，以间接形象补充了直接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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