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演剧中的李秀英

《碧玉簪》也是一出传统骨子老戏。吏部尚书（明朝的）李廷甫的女儿李秀英听从父命，许配给了翰林王裕的儿子王玉林，这本来是一桩门当户对、女貌郎才的美满婚姻。但李秀英的表兄顾文友觊觑表妹的美色已久，眼看痴望成空，又妒又恨，便买通孙媒婆从秀英处诓得玉簪一支，连同伪造的情书，放在新房之中。果然为王玉林看到，信以为真，从此对李秀英不理不睬。王母不明就里，几次三番将儿子拉进新房，王玉林无奈，便坐到天明，旋又离去。李母自女儿那天归宁，竟被女婿逼着当日就要回去而感到事有蹊跷。又有秋桂丫头偷偷地跑回来告诉了小姐在王府受玉林的欺侮。李母听了心神不定，第二天随即来到王府探望，果然情况不妙。王玉林竟不叫岳母而叫伯母，还想当着李母的面打老婆，亏得王母拦住。李母想带女儿回家，女儿像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说不出口，却又不肯随母亲同去。李母这才函告丈夫，只说自己病重，早来三天还可相见，迟来三天夫妻永别。如此急如星火，李廷甫匆匆赶回,经过一番调查，最后审问了媒婆，弄清事实真相。王玉林悔愧不已，恰逢大比，他上京赶考，得中状元，请来凤冠霞帔，全家再三向秀英求情，夫妻终于和好。

不用说，我就演剧中的李秀英，这又是一个大青衣的角色。而对大青衣的要求就是三条：一唱二做三水袖。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的表演特色，就在这三条要求入于化境的体现。此刻，先不谈如何琢磨李秀英的人物性格，单单甩水袖这门功夫，我合格不合格？一样的水袖，每出戏又有每出戏的甩法，既要甩得好看，也要甩出人物的感情变化。好在我就在前一段还是小青年的时期内，经傅全香老师的介绍，认识了京剧名票顾森柏老师，上门请教。顾老是票界前辈，对京剧尤其是对程派艺术深有研究，京剧界的许多专业演员，经常到他府上去相互切磋。裘派花脸的创始人裘盛戎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曾一度落魄于上海，几乎沦为“班底”。是顾森柏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那时候裘先生每天等于寄食在顾先生的家里，在顾先生的督促下，终于走出了困境，重振声威。顾先生唱戏，小生、青衣，文的武的，都有功底，他教我甩水袖，是从最原始的一二三基础课教起，一步一步地深化，一招一招地变化，直到如何依据人物的感情，乃至依据人物的唱腔来甩水袖，不甩则已，甩时必有所指，起到烘托和点睛的作用。在顾先生的悉心指导下，自己再揣摩前辈们的一些规范的表演，融会贯通，我的水袖功夫有了长足的进步，能够在《盘夫索夫》和《碧玉簪》两出戏中展现出来。我一直为自己没有进过科班功底不扎实而心中有憾。但这一缺憾也是可以弥补的，就看自己肯不肯下那个苦功夫。自认还不是那种稍为有了一点成就便飘飘然起来的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提醒自己，艺术的要求永远是“还不够”，而不是“够了”！

李秀英的角色归类是“大青衣”，这一点我已经认准了，但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认识了没有呢？这时，担任《碧玉簪》的导演，即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黄沙，从帮助我分析这出戏的主题入手，再进一步分析李秀英这个人。黄沙说，以前的《碧玉簪》，着重在反封建，也不错，可是太笼统了，反什么样的封建？《碧玉簪》的封建意识，又表现在哪里？黄沙认为，一是根植于王玉林思想中大男子主义从而形成的一种主观臆断，视妻子为自己的附属品，听不得她有半点不是便一怒而不可收拾的作风，是要狠狠批判的。二是李秀英孝敬公婆，关心丈夫的美德是好的，但她也太委曲求全了。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丈夫为什么要如此冷落我？为什么连问也不敢问一声？只一味地忍气吞声，这又是在封建礼教熏陶下的一个弱女子的形象。我们一方面对她表示同情，表示赞美，一方面又“哀其不幸，恨其不争”，适当地揭示一下她过于依顺的思想弱点，对现实也是有教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