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惠丽的“红楼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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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惠丽的少女时代，恰遇上“文革”。尽管出生在越剧之乡诸暨，但她所知几乎只有样板戏。即便曾听过些老越剧，但并不以为意。

“文革”结束时，钱惠丽正上中学。她从小体弱，每天却要走几里路去上学，常趴在课桌上喊累。这时，有老师和同学开玩笑：“你怎么像个林黛玉啊？”“林黛玉是谁？”钱惠丽问。“就是害相思病死的嘛。”钱惠丽气坏了。长期禁锢的观念和少女的敏感神经促使她回嘴：“不要脸。”

当然，此时她并不知道林黛玉、贾宝玉是谁，也没有看过《红楼梦》。直到1978年，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复映。十五六岁的钱惠丽看得整个人都惊呆了：“贾宝玉、林黛玉就是我当时那个年龄，越剧的曲调声韵又是乡音。怎么说，感觉像有一阵春风吹进了心里。”

从那时起，钱惠丽开始读《红楼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贾宝玉就是徐玉兰。由着自身的天赋，她开始跟唱徐玉兰老师的几段唱。家中没有电视，只有等广播放到越剧《红楼梦》时，她便坐下听、跟着唱。几遍下来，背得滚熟。

高中毕业后，钱惠丽考入诸暨越剧团，专攻小生，开蒙戏就是《红楼梦》。“那时候唱贾宝玉，就是模仿徐玉兰老师。排《红楼梦》，也就按照电影来。”钱惠丽说，“贾宝玉的唱腔真的很难，忽高忽低。但有了徐玉兰老师这样一个标准在那里，我就一句句模仿，一遍遍实践，直到把她的小腔都学得惟妙惟肖。”

边学边演，一部《红楼梦》，每年演出超过100场。有一年，越剧“老旦王”周宝奎到杭州，恰逢诸暨越剧团在当地演出《红楼梦》。周宝奎看到钱惠丽的演出后，非常高兴，力邀诸暨越剧团赴沪演出。1983年，诸暨越剧团计划来沪，演出公司倒是忐忑：“小团怎么敢进上海演《红楼梦》？”因此要求他们先录一段演唱小样送到上海。谁知，这个录音小样几经转手，到了琴师李子川的手中。李子川与徐玉兰相熟，他将钱惠丽的唱段放给徐玉兰听，玩笑地问：“徐老师，你听这是你什么时候唱的啊？”徐玉兰竟没有听出异样，只说自己想不起来。李子川哈哈大笑，将钱惠丽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徐玉兰很是吃惊，对钱惠丽的名字留了意。

知道了这段故事，诸暨越剧团的领导便给徐玉兰写信。这样一来二去，钱惠丽就在徐玉兰老师那里“挂了号”。在沪演出前，徐玉兰还特地给团里排了3天戏。一排戏才发现，钱惠丽唱得虽好，却并不会表演，甚至走不好贾宝玉的台步。徐玉兰开始手把手教钱惠丽如何表演，并告诉她：“一个演员最好的素质，就是既有好的学习力、模仿力，但也善于丢掉一些东西。”

几十年后的今天

再看贾宝玉，钱惠丽的体会愈加深刻：“尤其是在演出了后来的许多新编戏、很多深沉的角色之后，更觉得宝玉的特殊。”在钱惠丽眼中，贾宝玉不是一个简单的男性角色，而是一个聪明漂亮、娇惯任性、自信善良的少年。他的性格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是灵动的，而不是一板一眼的。“通常说来，一个角色，一招一式做好了，80%也成功了。但是贾宝玉这个少年，你看不出他的未来是什么样的。”钱惠丽说，“所以贾宝玉的唱腔设计得很好，什么板式都有。表演也是一样的，要演出孩子气，但不能是童生的那些程式。要演出书卷气，也不能是普通书生的演法。”

每个观众心中都有不同的贾宝玉。除了徐玉兰塑造的经典，“钱氏”宝玉也成为当今舞台上公认的成功形象。但对这个角色，钱惠丽也有自己的遗憾。“对《红楼梦》，对贾宝玉的理解，是随着年纪加深的。”钱惠丽感叹说，“我时常想，如果能回到二三十岁的年纪，我一定能塑造比当时更加灵动、更加饱满的宝玉。但是演员就是这样，身体条件和思想深度总难兼得。”

因《红楼梦》成名，钱惠丽对贾宝玉这个角色有着特殊的感情。不过，近年来，她也逐渐减少了自己的演出量。“我们还有几代更年轻的演员，他们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需要有更多机会去展示。”钱惠丽说，“《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不同时代对它会有不同的理解。它不应该是一部想演就演，或是为了票房去演的作品。我希望它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在每一代人手中都能焕发出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