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名称的形成
叶齐
“越剧”这个名称，是十六年一变，变了三遍才定型的。1906年诞生时叫“小歌班”（或叫“的笃班”），1922年改名“绍兴文戏”，1938年前后定名“越剧”。而其名称的变化，恰恰又是越剧发展史上三个时期的分界线。越剧这个名字，是从“绍兴大班”移植过来的，因为早在二三十年代，绍兴大班又名越剧。关于这个名字的易位，还有“老大哥的地位被弟弟抢去，又被小妹妹占了”的戏谑之说。由于当时各地说法不一，今人资料来源不同，致使人们对越剧名称的缘由和定名时间众说纷纭，至今仍各执一端。于是，澄清越剧名称的演变和形成过程，便成了研究越剧史中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一、小歌班和的笃班
1906年清明节，由“落地唱书”艺人组班，在嵊县甘霖镇的东王村登上了戏台，一个新的剧种就此出世。参加演出的艺人们给它取了个“小歌文书班”的名字，人们嫌繁，简称“小歌班”。
“落地唱书”是嵊县民间流传的一种说唱曲艺，它是在“唱小歌”的基础了发展起来的。唱小歌起源于剡北乡马塘村，起初是一种简单的[四工合调]，后来，贫苦的农民为弥补生计，便两人一班外出沿门卖唱，挨家挨户地唱上三五分钟，以换取铜钿和年糕、粽子等。马塘人把这种卖唱乞讨称为“唱小歌”，外地人则叫他们为“唱小歌佬”。
当小歌发展为曲艺形式（走台书）的时候，杭嘉湖一带称为“嵊县文书”，但嵊县人照样称它为小歌，著书者则给它取了一个“落地唱书”的名字，以区别于沿门卖唱。由小歌而产生嵊县文书，继而又发展成戏曲形式，这是源和流的关系。因此，越剧诞生之初，艺人们叫它“小歌文书班”，又简称“小歌班”，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小歌是从嵊县民间小调演化而来的，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曲调，歌味颇浓，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歌班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一新兴剧种的音乐内涵。所以，嵊县人对小歌班这个名字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即使越剧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他们依旧亲昵地说“看小歌班去”，好像母亲叫惯了儿子的乳名。
小歌班流传到外地，外县人又叫它“的笃班”，或叫“绍兴的笃班”。民国十七年出版的《杭俗遗风补辑》中说：“凡绍兴开来之戏班，杭人又名之滴琢班，又名鹦歌班，不知何所取义，又有称之为苋菜班者。“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戏曲》对此作了如下解释：“滴啄班亦名的答班，出嵊县，普通十人即可开演，只有尺板、笃鼓两种乐器，有化装，但无台步、无脸谱，因鼓板之声单调，而有特殊之名称。”这是对的笃班名称的由来所作的正确注解。至于鹦歌班，那是指“姚滩”。不过，小歌班之初，确是模仿了“鹦歌”的表演程式，像一个稚嫩的“苋菜后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故而常被混淆。
小歌班时期，是一个由曲艺形式向戏曲形式转化的过渡时期，演员的阵容，基本上是由唱书艺人搭班组成的，舞台艺术上还留有浓重的曲艺痕迹。它主要是流动在农村，虽偶入城市，但未能扎根。 二、绍兴文戏
1917年小歌班初进上海，演于十六铺新镜花园，挂牌“绍兴小歌文书班”，或叫“绍兴的笃班”。至1920年，小歌班三闯上海，几经挫折，终获成功。这时，音乐上已有显著突破，配备了以胡琴为主的丝弦乐器，废除帮腔，另倡过门，创立了丝弦正调，结束了单调的笃声充斥舞台的原始局面。演员的艺术水平也已大有长进，涌现了一批年轻的名角，改编了如《碧玉簪》、《梁山伯与祝英台》、《孟丽君》等重要剧目。与擅长武戏的绍兴大班相比，小歌班已经形成了以演言情文戏为主的艺术风格。1922年，在上海的马潮水等人，进入大世界演出。时大世界也演绍兴大班，艺人们在与老板黄楚九订合同时，经商议便把绍兴的笃班的名字改为“绍兴文戏”，并在大世界首次挂出了牌子，在1922年8月23日的《申报》上登出了“绍兴文戏”的广告。的笃班易名为绍兴文戏，标志着男子小歌班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新剧种。由于它和绍兴大班同郡，且关系密切，又常同台串演，故上海、杭州人便笼统地称它们为“绍兴戏”。
嵊县出产的戏文，为什么要冠以“绍兴”的地名呢？这里面除嵊县属绍兴府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一二十年代后，“嵊县强盗”在十里洋场被传得沸沸扬扬，上海的报纸常把“嵊匪”作为新闻标题，使嵊人去住旅馆都会被婉言拒之门外，一时间“谈嵊色变”。人们又把“嵊匪”和的笃班联系在一起，称为“嵊县的两大特产”，艺人们受绑票案的株连，曾多次被巡捕房平白地搜查和关押。正因为那时的上海人十分忌讳“嵊县”两字，故以“绍兴文戏”名之。出外的嵊县人也因此自称绍兴人，称戏班为“绍兴的笃班”，同年《遂安县志》载：“乡僻之处，近则多演绍兴之的笃班，演者常杂有嵊匪，往往为抢劫之媒。”
当男班在上海挂名绍兴文戏后的第二年，女子越剧的第一副科班在嵊县施家岙诞生，是年冬演出于上海升平歌舞台，挂出了“绍兴文戏文武女班”的牌子。待到三十年代初期，女班勃兴，男班衰落，绍兴文戏由男班向女班过渡，上海人称女班为“绍兴女子文戏”，杭州也有称“女子绍剧”的，绍兴、宁波则叫“女子文班”，民间照旧呼为“女小歌班”、“女的笃班”。 三、越剧
绍兴一带古属越国，后人常以“越”名地名物，如越人、赵客、越山、越水等。地方戏亦然，如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余姚腔，又名“越曲”（《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称高腔为“越腔”（宣统《诸暨县志》）。出于传统习惯，绍兴大班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又被称为“越剧”。如上海百代公司发行的绍兴大班唱片中，就有越剧《龙虎斗》、越剧《三奏本》等片名。三十年代初，“上海始有越剧票社之树立，打破鄙视堕民，不屑学习越剧的恶劣观念”（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东南日报》）。该票友社系绍剧爱好者的业余组织，聘上海商会会长嵊人王晓籁为名誉会长，他曾在《渔樵会》中亲饰秃秃丞相。绍兴也有“越剧票友社”，1938年抗日宣传时演出改良绍剧《反省鉴》，得到好评。翻开三十年代中、后期杭、绍的报刊，仍经常可以看到“越剧有乱弹、高腔两种”，“越剧大会串”，“越剧一落千丈”，“没落中的越剧”等等报道，这里的所谓“越剧”，盖指绍兴大班。1938年，绍兴县政府民教馆把绍剧艺人组织起来培训，名为“越剧艺员培训班”。当绍兴大班又名越剧的时候，也有人把女子文戏称为“嵊剧”，如1937年5月，嵊县民教馆成立了“嵊剧改良委员会”，1938年，绍兴、嵊县都举办过“嵊剧演员培训班”。
三十年代中期，女子文戏大发展，“单是嵊县一地，据民国二十四年的调查，女演员达二万人以上，戏班多到数百”（见钟琴《越剧》，1951年三联书店版）。这种说法或许有所夸张，但在那几年时间里，嵊县办班风行，其数量之多，发展之速，实难以数计。在艺术上，女班仿效京剧髦儿戏，文武兼备，如筱丹桂所在的“高升舞台”，科班时期演出的五十多只剧目中，半数以上是武功戏，“群英凤”、“大华”、“四季春”等科班也多能演武功戏。因此，女子文戏的名称已经名不副实，客观上需要给这个从越地新崛起的新剧种取一个新名字。
绍兴女子文戏易名越剧，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用文件来规定具体时间，加之民国报刊残缺不全，现已很难找到明确的记载。但据现在掌握的零星资料来看，越剧从绍剧移名到女子文戏，似经历了一个演变和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和它自身发展相联系，又和这两个剧种的兴衰密切相关。女子文戏从农村进入城市，最先是在绍兴、宁波、杭州扎根，然后红遍上海，发展成为祖国东南的一个大剧种。越剧名称的易位也与之相应，它发端于绍、甬，定名于申江。
1935年，施银花、赵瑞花、姚水娟、筱丹桂等荟萃甬城，掀起了一股女子文戏热。是年7月3日，“高升舞台”演于大光明戏院，《宁波商报》已称它为“越剧”，孙世基说：“当时大光明戏院经理谢志平觉得高升舞台原用‘的笃班’、‘绍兴女子文戏’作为剧种名称太土气，难登大雅之堂，故与裘光贤协商把‘绍剧’别名‘越剧’易嫁给‘绍兴女子文戏’，筱丹桂也被谢志平捧上了‘越剧皇后’的宝座。”（见《从甬城升起的越剧名星——筱丹桂》，载《宁波文史资料》第八辑。）1936年9月，筱丹桂演于绍兴觉民舞台，《绍兴晚报》打的也是“艳情花旦越剧皇后”的广告。1935年11月，施银花领衔“素凤舞台”演于甬江戏院，宁波《时事公报》刊出了“重金聘请越剧泰斗青衣悲旦施银花”的广告，次年春节期间，施银花回嵊城演出，2月9日《剡声日报》登的也是这条广告。同年，赵瑞花的“瑞云舞台”，姚水娟领衔的“越新舞台”在宁波演出时，甬报又称赵瑞花为“越剧魁首”，称姚水娟为“越剧主席”。这一顶顶以“越剧”赏誉坤伶的桂冠，随着她们在浙江各地的演出，被迅速传播开来，为女子文戏更名越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6年秋，施银花、屠杏花、沈兴妹、马秋霞等第一副女子科班的同科姐妹们，重组“越剧第一舞台”，演于绍兴千秋模范剧场，在《绍兴晚报》上刊出了“特聘越剧第一舞台全体坤角日夜登台准于九月六号开演”的广告，其中沈兴妹又被称为“越剧老生泰斗”。这是第一次以“越剧”命名一个女子戏班。当施银花等到上海百代公司录制了十五张丽歌牌的唱片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绍兴晚报》上发表了题为《越剧唱片昨已到绍》的新闻报道，文中称施银花、屠杏花、沈兴妹为“越剧名角”。1935年以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和绍兴大班与女子文戏同被称为绍兴戏一样，在绍、甬、杭等地，又出现了这两个剧种同时被称为越剧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上海也偶有出现，如1936年9月7日《新闻报》的广告中，称王杏花为“花容月貌越剧皇后”。应该说这一时期是女子文戏更名越剧的开始，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过程，但还不能说它已经定名越剧。
1938年，女班蜂群上海，也把“越剧”这个名称一起带了进去。是年春节，姚水娟、李艳芳领衔的“越升舞台”（即原“越新舞台”，入沪后更名）率先入沪，演于通商旅社剧场。随后，筱丹桂领衔“高升舞台”接踵而至，4月25日，上海各报以显著地位刊出恩派亚大戏院“重金挽聘驰誉杭绍甬花艳花衫越剧独一皇后筱丹桂”、“震惊剧坛的女子越剧”等大字广告。其时，“四季春班”、“素凤舞台”、“第一舞台”相继至沪，一时名伶云集，群星荟萃，蔚为大观。是年9月，《戏曲世界》等报刊发起在观众中评选“谁是越剧皇后”的活动，结果选中姚水娟。姚水娟在获此荣宠后，曾激动地对樊迪民说：“我就要越唱越响，越唱越高，越唱越远。”（见樊迪民《姚水娟的艺术道路》，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她一口气吐出了六个“越”字，赞赏越剧这个名字好。这次评选“越剧皇后”的活动，成为绍兴女子文戏易名越剧后被普遍接受和使用之伊始。
1938年后，上海女子越剧队伍不断壮大；到1941年，戏班发展到三十六副，已居上海各戏曲剧种的领先地位，在观众中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越剧迷队伍。于是，1938年至1941年间，上海的各越剧专刊和小报应运而生，计有《越讴》、《越剧专刊》、《越剧月刊》、《友好越剧专刊》、《越剧世界》、《上海越剧报》、《越剧日报》、《越剧画报》等。还有《竺素娥专辑》、《姚水娟专集》、《越中三杰》（赵瑞花、姚月明、李艳芳）、《马樟花专集》、《邢竹琴专集》、《筱丹桂特刊》等名角特号。各种报纸也不时开辟越剧专刊。由此可知，“越剧”这个名字，在那时已被广泛使用。
1942年后，袁雪芬等进一步倡导越剧改革，又被称之为“新越剧”。
绍兴女子文戏更名为越剧，就越剧发展史而言，标志着男子绍兴文戏时期的结束。实际上，所谓“越剧”，一开始指的是女子越剧。从横向关系看，越剧这个名称从绍兴大班转移到女子文戏，也反映了这两个剧种在那个时代的兴衰史。据1939年绍兴县民教馆长朱秉钧写的一篇报告《绍兴越嵊剧伶人和杂技人员的训练与作用》称，绍剧“因嵊剧的兴起，致营业上遭受大打击而无法其固有的地位”。因而他认为，“新兴的女子文班，能攫取固有绍兴戏的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载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浙江战时教育文化月刊》第一卷第三期）。这就是所谓“老大哥的地位被小弟弟抢去，又被小妹妹占了”（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一日《越讴》创刊号）的戏谑之说，老大哥指绍兴大班，小弟弟指男子绍兴文戏，小妹妹指的就是女子越剧。
越剧的易名，确是耐人寻味的。
1906年清明节，由“落地唱书”艺人组班，在嵊县甘霖镇的东王村登上了戏台，一个新的剧种就此出世。参加演出的艺人们给它取了个“小歌文书班”的名字，人们嫌繁，简称“小歌班”。
“落地唱书”是嵊县民间流传的一种说唱曲艺，它是在“唱小歌”的基础了发展起来的。唱小歌起源于剡北乡马塘村，起初是一种简单的[四工合调]，后来，贫苦的农民为弥补生计，便两人一班外出沿门卖唱，挨家挨户地唱上三五分钟，以换取铜钿和年糕、粽子等。马塘人把这种卖唱乞讨称为“唱小歌”，外地人则叫他们为“唱小歌佬”。
当小歌发展为曲艺形式（走台书）的时候，杭嘉湖一带称为“嵊县文书”，但嵊县人照样称它为小歌，著书者则给它取了一个“落地唱书”的名字，以区别于沿门卖唱。由小歌而产生嵊县文书，继而又发展成戏曲形式，这是源和流的关系。因此，越剧诞生之初，艺人们叫它“小歌文书班”，又简称“小歌班”，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小歌是从嵊县民间小调演化而来的，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曲调，歌味颇浓，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歌班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一新兴剧种的音乐内涵。所以，嵊县人对小歌班这个名字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即使越剧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他们依旧亲昵地说“看小歌班去”，好像母亲叫惯了儿子的乳名。
小歌班流传到外地，外县人又叫它“的笃班”，或叫“绍兴的笃班”。民国十七年出版的《杭俗遗风补辑》中说：“凡绍兴开来之戏班，杭人又名之滴琢班，又名鹦歌班，不知何所取义，又有称之为苋菜班者。“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戏曲》对此作了如下解释：“滴啄班亦名的答班，出嵊县，普通十人即可开演，只有尺板、笃鼓两种乐器，有化装，但无台步、无脸谱，因鼓板之声单调，而有特殊之名称。”这是对的笃班名称的由来所作的正确注解。至于鹦歌班，那是指“姚滩”。不过，小歌班之初，确是模仿了“鹦歌”的表演程式，像一个稚嫩的“苋菜后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故而常被混淆。
小歌班时期，是一个由曲艺形式向戏曲形式转化的过渡时期，演员的阵容，基本上是由唱书艺人搭班组成的，舞台艺术上还留有浓重的曲艺痕迹。它主要是流动在农村，虽偶入城市，但未能扎根。 二、绍兴文戏
1917年小歌班初进上海，演于十六铺新镜花园，挂牌“绍兴小歌文书班”，或叫“绍兴的笃班”。至1920年，小歌班三闯上海，几经挫折，终获成功。这时，音乐上已有显著突破，配备了以胡琴为主的丝弦乐器，废除帮腔，另倡过门，创立了丝弦正调，结束了单调的笃声充斥舞台的原始局面。演员的艺术水平也已大有长进，涌现了一批年轻的名角，改编了如《碧玉簪》、《梁山伯与祝英台》、《孟丽君》等重要剧目。与擅长武戏的绍兴大班相比，小歌班已经形成了以演言情文戏为主的艺术风格。1922年，在上海的马潮水等人，进入大世界演出。时大世界也演绍兴大班，艺人们在与老板黄楚九订合同时，经商议便把绍兴的笃班的名字改为“绍兴文戏”，并在大世界首次挂出了牌子，在1922年8月23日的《申报》上登出了“绍兴文戏”的广告。的笃班易名为绍兴文戏，标志着男子小歌班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新剧种。由于它和绍兴大班同郡，且关系密切，又常同台串演，故上海、杭州人便笼统地称它们为“绍兴戏”。
嵊县出产的戏文，为什么要冠以“绍兴”的地名呢？这里面除嵊县属绍兴府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一二十年代后，“嵊县强盗”在十里洋场被传得沸沸扬扬，上海的报纸常把“嵊匪”作为新闻标题，使嵊人去住旅馆都会被婉言拒之门外，一时间“谈嵊色变”。人们又把“嵊匪”和的笃班联系在一起，称为“嵊县的两大特产”，艺人们受绑票案的株连，曾多次被巡捕房平白地搜查和关押。正因为那时的上海人十分忌讳“嵊县”两字，故以“绍兴文戏”名之。出外的嵊县人也因此自称绍兴人，称戏班为“绍兴的笃班”，同年《遂安县志》载：“乡僻之处，近则多演绍兴之的笃班，演者常杂有嵊匪，往往为抢劫之媒。”
当男班在上海挂名绍兴文戏后的第二年，女子越剧的第一副科班在嵊县施家岙诞生，是年冬演出于上海升平歌舞台，挂出了“绍兴文戏文武女班”的牌子。待到三十年代初期，女班勃兴，男班衰落，绍兴文戏由男班向女班过渡，上海人称女班为“绍兴女子文戏”，杭州也有称“女子绍剧”的，绍兴、宁波则叫“女子文班”，民间照旧呼为“女小歌班”、“女的笃班”。 三、越剧
绍兴一带古属越国，后人常以“越”名地名物，如越人、赵客、越山、越水等。地方戏亦然，如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余姚腔，又名“越曲”（《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称高腔为“越腔”（宣统《诸暨县志》）。出于传统习惯，绍兴大班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又被称为“越剧”。如上海百代公司发行的绍兴大班唱片中，就有越剧《龙虎斗》、越剧《三奏本》等片名。三十年代初，“上海始有越剧票社之树立，打破鄙视堕民，不屑学习越剧的恶劣观念”（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东南日报》）。该票友社系绍剧爱好者的业余组织，聘上海商会会长嵊人王晓籁为名誉会长，他曾在《渔樵会》中亲饰秃秃丞相。绍兴也有“越剧票友社”，1938年抗日宣传时演出改良绍剧《反省鉴》，得到好评。翻开三十年代中、后期杭、绍的报刊，仍经常可以看到“越剧有乱弹、高腔两种”，“越剧大会串”，“越剧一落千丈”，“没落中的越剧”等等报道，这里的所谓“越剧”，盖指绍兴大班。1938年，绍兴县政府民教馆把绍剧艺人组织起来培训，名为“越剧艺员培训班”。当绍兴大班又名越剧的时候，也有人把女子文戏称为“嵊剧”，如1937年5月，嵊县民教馆成立了“嵊剧改良委员会”，1938年，绍兴、嵊县都举办过“嵊剧演员培训班”。
三十年代中期，女子文戏大发展，“单是嵊县一地，据民国二十四年的调查，女演员达二万人以上，戏班多到数百”（见钟琴《越剧》，1951年三联书店版）。这种说法或许有所夸张，但在那几年时间里，嵊县办班风行，其数量之多，发展之速，实难以数计。在艺术上，女班仿效京剧髦儿戏，文武兼备，如筱丹桂所在的“高升舞台”，科班时期演出的五十多只剧目中，半数以上是武功戏，“群英凤”、“大华”、“四季春”等科班也多能演武功戏。因此，女子文戏的名称已经名不副实，客观上需要给这个从越地新崛起的新剧种取一个新名字。
绍兴女子文戏易名越剧，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用文件来规定具体时间，加之民国报刊残缺不全，现已很难找到明确的记载。但据现在掌握的零星资料来看，越剧从绍剧移名到女子文戏，似经历了一个演变和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和它自身发展相联系，又和这两个剧种的兴衰密切相关。女子文戏从农村进入城市，最先是在绍兴、宁波、杭州扎根，然后红遍上海，发展成为祖国东南的一个大剧种。越剧名称的易位也与之相应，它发端于绍、甬，定名于申江。
1935年，施银花、赵瑞花、姚水娟、筱丹桂等荟萃甬城，掀起了一股女子文戏热。是年7月3日，“高升舞台”演于大光明戏院，《宁波商报》已称它为“越剧”，孙世基说：“当时大光明戏院经理谢志平觉得高升舞台原用‘的笃班’、‘绍兴女子文戏’作为剧种名称太土气，难登大雅之堂，故与裘光贤协商把‘绍剧’别名‘越剧’易嫁给‘绍兴女子文戏’，筱丹桂也被谢志平捧上了‘越剧皇后’的宝座。”（见《从甬城升起的越剧名星——筱丹桂》，载《宁波文史资料》第八辑。）1936年9月，筱丹桂演于绍兴觉民舞台，《绍兴晚报》打的也是“艳情花旦越剧皇后”的广告。1935年11月，施银花领衔“素凤舞台”演于甬江戏院，宁波《时事公报》刊出了“重金聘请越剧泰斗青衣悲旦施银花”的广告，次年春节期间，施银花回嵊城演出，2月9日《剡声日报》登的也是这条广告。同年，赵瑞花的“瑞云舞台”，姚水娟领衔的“越新舞台”在宁波演出时，甬报又称赵瑞花为“越剧魁首”，称姚水娟为“越剧主席”。这一顶顶以“越剧”赏誉坤伶的桂冠，随着她们在浙江各地的演出，被迅速传播开来，为女子文戏更名越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6年秋，施银花、屠杏花、沈兴妹、马秋霞等第一副女子科班的同科姐妹们，重组“越剧第一舞台”，演于绍兴千秋模范剧场，在《绍兴晚报》上刊出了“特聘越剧第一舞台全体坤角日夜登台准于九月六号开演”的广告，其中沈兴妹又被称为“越剧老生泰斗”。这是第一次以“越剧”命名一个女子戏班。当施银花等到上海百代公司录制了十五张丽歌牌的唱片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绍兴晚报》上发表了题为《越剧唱片昨已到绍》的新闻报道，文中称施银花、屠杏花、沈兴妹为“越剧名角”。1935年以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和绍兴大班与女子文戏同被称为绍兴戏一样，在绍、甬、杭等地，又出现了这两个剧种同时被称为越剧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上海也偶有出现，如1936年9月7日《新闻报》的广告中，称王杏花为“花容月貌越剧皇后”。应该说这一时期是女子文戏更名越剧的开始，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过程，但还不能说它已经定名越剧。
1938年，女班蜂群上海，也把“越剧”这个名称一起带了进去。是年春节，姚水娟、李艳芳领衔的“越升舞台”（即原“越新舞台”，入沪后更名）率先入沪，演于通商旅社剧场。随后，筱丹桂领衔“高升舞台”接踵而至，4月25日，上海各报以显著地位刊出恩派亚大戏院“重金挽聘驰誉杭绍甬花艳花衫越剧独一皇后筱丹桂”、“震惊剧坛的女子越剧”等大字广告。其时，“四季春班”、“素凤舞台”、“第一舞台”相继至沪，一时名伶云集，群星荟萃，蔚为大观。是年9月，《戏曲世界》等报刊发起在观众中评选“谁是越剧皇后”的活动，结果选中姚水娟。姚水娟在获此荣宠后，曾激动地对樊迪民说：“我就要越唱越响，越唱越高，越唱越远。”（见樊迪民《姚水娟的艺术道路》，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她一口气吐出了六个“越”字，赞赏越剧这个名字好。这次评选“越剧皇后”的活动，成为绍兴女子文戏易名越剧后被普遍接受和使用之伊始。
1938年后，上海女子越剧队伍不断壮大；到1941年，戏班发展到三十六副，已居上海各戏曲剧种的领先地位，在观众中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越剧迷队伍。于是，1938年至1941年间，上海的各越剧专刊和小报应运而生，计有《越讴》、《越剧专刊》、《越剧月刊》、《友好越剧专刊》、《越剧世界》、《上海越剧报》、《越剧日报》、《越剧画报》等。还有《竺素娥专辑》、《姚水娟专集》、《越中三杰》（赵瑞花、姚月明、李艳芳）、《马樟花专集》、《邢竹琴专集》、《筱丹桂特刊》等名角特号。各种报纸也不时开辟越剧专刊。由此可知，“越剧”这个名字，在那时已被广泛使用。
1942年后，袁雪芬等进一步倡导越剧改革，又被称之为“新越剧”。
绍兴女子文戏更名为越剧，就越剧发展史而言，标志着男子绍兴文戏时期的结束。实际上，所谓“越剧”，一开始指的是女子越剧。从横向关系看，越剧这个名称从绍兴大班转移到女子文戏，也反映了这两个剧种在那个时代的兴衰史。据1939年绍兴县民教馆长朱秉钧写的一篇报告《绍兴越嵊剧伶人和杂技人员的训练与作用》称，绍剧“因嵊剧的兴起，致营业上遭受大打击而无法其固有的地位”。因而他认为，“新兴的女子文班，能攫取固有绍兴戏的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载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浙江战时教育文化月刊》第一卷第三期）。这就是所谓“老大哥的地位被小弟弟抢去，又被小妹妹占了”（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一日《越讴》创刊号）的戏谑之说，老大哥指绍兴大班，小弟弟指男子绍兴文戏，小妹妹指的就是女子越剧。
越剧的易名，确是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