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戏曲剧种保护应深入二、三线城市

中国戏曲自诞生以来，有过风光无限、八面威风的时期，也有灰头土脸、命运偃蹇的阶段。从上个世纪戏曲改革开始，中国戏曲剧团一路的行程，更像游乐园的过山车，忽上忽下，被折腾得七荤八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戏曲进入一个发展的黄金期，改戏、改人、改制打破了中国数百年戏曲剧团的运行轨迹和模式，大红大紫的明星泯为众人，生活无着的龙套衣食无忧，戏曲创作也来了一次迸发，虽然说有些剧目未免带有浓浓的政治痕迹和时代的烙印，但总的来说，戏曲界迎来了一次全国性的繁荣。然而，十年“文革”，万马齐喑，“样板戏”统治舞台，除了个别样板团外，剧团解散，演员流失，命运急转直下。改革开放以后，文艺复兴，剧团重建，戏曲创作与演出又积聚起极高的人气，舞台的繁荣直逼戏曲的黄金时代。但是自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导入以及文化体制改革之后，虽然说各级政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投入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院团的改制也改变了过去的出工不出力或者既不出工也不出力的人浮于事、慵懒散漫的局面，但毋庸讳言，剧团的改制也有亟待解决的问题。

剧团改制的“一刀切”使有些地方戏生存的种子几乎都要失去了。以笔者最近调查的广西粤剧为例，在广西，通行粤方言的县市有26个，大约占广西1/3的面积，即南宁、横县、扶绥、贵港、桂平、平南、藤县、梧州、玉林、北流、容县、博白、陆川、兴业、百色、防城、钦州、合浦、浦北、灵山、北海、苍梧、岑溪、昭平、蒙山、贺州、钟山，人口近2000万。但是现在除了一个南宁粤剧团保留以外，笔者走过的北海、百色、贵港、桂平、平南、梧州等地已没有一个粤剧团，有的演员被合并到文化馆，有的剧团改名非遗中心或戏曲传习所，但总的来说人员不整，无力创作，退休人员待遇低下，收入与吃低保的人员无异。

然而，民间文化的生命力不会因为剧团不复存在而逐渐减弱，相反，在民间，私伙局（民间业余班社）如火如荼，仅桂平一个县级市，就有10多个私伙局常年坚持活动，不仅唱传统曲子，而且也编新词，宣传税法、禁毒、计划生育，同时也会有一点收入维持班社的运转。可是群众的爱好只代表了普及，如果没有提高，地方戏的生存状况只会每况愈下。所以当地文化主管部门不能视而不见，要扶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恢复剧团。否则当我们每走一地，看不到当地有特点的艺术样式，完全是歌舞当道、小品横行，色彩非常单调。

其次，剧团的存废似乎与剧种是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为准绳。还是以广西为例，粤剧贵为世界级非遗，但由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时没让广西加盟，因此，同为岭南文化、同饮西江水的广西粤方言区的粤剧就与粤、港、澳的粤剧冰火两重天，南宁粤剧团之所以侥幸存活，那是因为该团是“两下锅”，一身兼二任，不仅唱粤剧，还会唱邕剧，而后者是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如若不然，广西粤剧可能全军覆没。试想，当偌大的广西粤方言区没有专业剧团时，奢谈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无疑是画饼充饥、对牛弹琴。所以讲，非遗项目并非文化遗产保护的唯一标准，而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保护政策。

第三，不要再把剧团视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或者是改革的对象。从60多年的发展来看，一有风吹草动，剧团首当其冲成改革对象，似乎剧团不改，文化就无法发展。其实，在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愈来愈猛的今天，戏曲从业者已少之又少，弥足珍贵。而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承担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重任。如果一个个剧种在这几十年消失殆尽，这一代的国人罪莫大焉。譬如在两广重要的粤剧城市梧州，这里是西江要冲、桂东重镇，一部梧州粤剧史和广东移民史、粤东商贸史关系甚大。可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剧团凋零，人员星散，如果这种人口350万的城市每人拿出一块钱，就可以养活一个剧团，可是又有多少人从文化基因、文化传承方面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呢？

而近日文化部出台的《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与扶持计划实施方案》，为地方戏曲的发展带来了福音。文化部要“确立40个左右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创作一批地方戏优秀作品；培养一批潜心地方戏曲艺术、德艺双馨的专门人才；挖掘、整理一批珍贵的地方戏曲史料，使其成为地方戏曲剧目创作中心、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中心、地方戏曲艺术传播普及中心和地方戏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中心，逐步建立地方戏曲艺术生态保护区”。这些设想及实际操作既考虑了创作，又考虑了传承保护，还考虑了普及教育，可以说面面俱到。如果第一个5年计划完成，戏曲生存状态将大为改观。笔者希望文化部的战略规划能深入到二、三线城市乃至县级市，因为，省级剧团毕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条件相对好一些。而基层却是戏曲最深厚的生存土壤，不少稀有剧种偏于一隅，如果温暖送到远乡，扶持坚定有力，则中国戏曲幸甚，地方戏复兴有望矣！

（摘自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