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红船时代，粤剧进入“娱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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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将打造一只粤剧红船，红船码头选址定于国际金融城二期内原南方面粉厂码头。红船重现珠江指日可待，市民与游客，又多了一个领略岭南文化的好去处。

粤剧红船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又掀起了一轮红船热。红船是粤剧的符号，粤剧艺人至今仍被称为红船子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戏班从红船班过度到省港班，正是粤剧划时代的分水岭。红船的减少，意味着粤剧演出从农村进入城市，从民俗活动转为娱乐节目。舞台的变化、观众审美的转移、名伶的产生，以及传播途径的改变，都显示着粤剧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粤剧开始有了娱乐圈的味道。现代粤剧的演出模式，是后红船时代才开始形成的。

令人捧腹的《乡下佬买戏》

1922年的粤剧杂志《戏剧世界》刊登了一首板眼《乡下佬买戏》，十分生动地反映出乡人进城订戏的过程。

“嚟到黄沙先去公所嚟格价，唔啱入去宏信揾着亚瓜（宏信公司的老板名邓瓜）。今年戏行真正好价，信得过千七银唎正有揸拿。之现在得八班之噃唔啱做女班呀。讲到嗰啲女班经已做到怕，有文冇武而且有啲重老过我阿妈……”

那时的粤剧演出多以乡村神诞演出为主。四乡到省城订戏，戏班就乘红船到此处演出。清代广州八和会馆的“慎和堂”专门负责接戏和安排演出，光绪末年，“慎和堂”编撰了一本《广东境内水陆交通大全》，记载了粤剧戏班下乡演出的全部路线和上万个演出地点，是粤剧史上一本重要文献。据《广东境内水陆交通大全》记载，广府各地各乡都有不同的守护神，每逢神诞都有热闹的庆祝活动，每年的农历一二月是这些神诞日最为集中的时候。一月有初七人日和元宵上元诞。二月有初一、初二的土地诞、初三文昌诞、初六东岳诞、十三洪圣诞、十八有船上大姑诞，十九是著名的观音诞。

后来有了吉庆公所，相当于订戏的中介机构。据陈卓莹《红船时代的粤班概况》记载，粤班每年一届依期聚散的就有几十班，位于黄沙的吉庆公所常常客似云来。戏班班主把本班的拿手好戏和全班演员的名字写在“水牌”上，挂在吉庆公所里，派出一名卖戏的职员在公所里恭候四乡来人买戏。买卖双方商议好演出地点、日期和戏金，就由公所作证，签下契约。

巴金眼中的广州长堤夜景

“乡下佬”纷纷进城买戏的盛况持续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所改变。此时城市开始有固定的戏院，茶楼戏曲也开始兴起，粤剧粤曲表演在城中供不应求。加上四乡兵乱频频，粤剧演出的重心渐渐从农村转入城市。

1933年，巴金来到广州，被长堤上璀璨的霓虹灯所吸引。他在《薛觉先——旅途随笔之一》（《巴金全集》卷十二）中写到：“在长堤上立着的许多房屋中间，我发见了海珠戏院。门口有红纸的招贴，有电灯扎成的字：《薛觉先难忍相思泪》、《薛觉先梦断秦淮月》、《薛觉先还我山河》、《薛觉先华丽缘》……这样一天天地变换着。在那些把《吴三桂轶事》、《侍儿艳文录》等等文章刊登在第一版的广州报纸上，这几天正讨论着‘陈皮梅下嫁薛觉先’消息的真伪之类的问题。”

香港学者容世诚在《“进入城市；五光十色”：1920年代粤剧探析》一文中引用了巴金的这段文字，并分析到：“在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大纛底下，巴金对粤剧艺术（包括‘一切的中国戏’毫无好感。在上述文章里面，不乏挪揄嘲讽之语，更说过薛觉先‘不过是旧时代的一个鬼影’的说话。可是，巴金的敏锐触觉，透过上面几行简短文字，却无心插柳地点出了城市粤剧的主要特性：1、以市区中心（‘长堤的房屋之间’）的商业性剧院（‘海珠剧院’）为演出据点；2、粤剧演出和宣传的‘明星化’——淡化戏班整体，突出个别红伶（‘薛觉先’）；3、加快剧本生产的速度和数量，不断推出新剧（‘一天天地变换着’），传统‘旧剧’（例如‘江湖十八本’）淡出；4、电光成为一种体现现代性的城市视觉景观；5、粤剧文化和城市出版媒体（‘广州报纸’），也包括香港的《骨子》、《探海灯》等小报）挂钩，开拓一个新的粤曲言谈空间。这些因素和现象，大约酝酿形成于1920年代。”

女观众爱看缠绵至死的言情剧

演出场所的变化，使得演出的性质与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粤剧演出越来越娱乐化，渐渐远离了神诞祭祀演剧的功能，给人看的成分已经大大高于给神看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粤剧女班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舞台的现代化发展。1926年，“珠江艳影”班的名伶李雪芳上演《仕林祭塔》，首次使用了电灯服装和电灯椅，令观众叹为观止。此后，其他演员纷纷效仿，舞台上出现了电光床、电光车，甚至电光动物，一时眼花缭乱，光怪陆离。

这些繁复古怪的服装和舞台设置，背离了戏剧艺术的写意之美，生命力并不长久。但在观众充满新鲜感的欢呼声中，粤剧已毫无疑问地成为城市最大的公众娱乐。

报纸、杂志大篇幅登载演出信息、演员专访或逸闻，粤剧演员的照片也铺天盖地出现在照相馆广告、商业广告和千家万户的月份牌上。粤剧界全面进入了“娱乐圈”时代。容世诚认为，“所谓‘从农村进入城市’，不应狭隘的指陈一种表演场所的更换转移，更应看成粤剧（包括‘粤曲’。‘粤乐’在1920年代，无论是出于自愿与否，已经嵌进一个极为复杂的城市文化生产和流转网络。这个网络，大体上由不同的社会——娱乐‘建制’所编织构成，包括戏班戏院、茶楼妓院、游乐场、唱片公司、电台广播、业余乐社、出版媒体、电影工业等等。”

全新的冲击，必然挤掉一些传统的东西。城市观众喜爱看才子佳人戏，小生、花旦越来越吃香，而武生及很多古老行当越来越边缘化。这样的转变和女性观众的增多有直接关系。戏班投其所好，大量编演缠绵至死的“言情剧”。美人华服，最受追捧。1924年《小说星期刊》一篇署名“少林”的《昔日与今日之戏剧》写到：“昔日之剧，则重于艺，关目情节次之，声再次之，色又次之。故昔日之花旦靓卓、肖丽湘、武生新标、小武润苏、小生发疯壮、男丑水蛇容等，得享盛名至老年也。昔日之优伶，无一不及中年，然后可操正印。今日则不然。首重其色，次重关目与情节，声与技又次之。故近年来，鼎鼎大名之优伶，无不年少貌美；而稍及中年者，则云过气回糖。所以中年之伶，虽有绝大技量，亦无用武之地矣。”

原来“青春版”戏剧，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兴起了！转眼又过百年。“艺次于声，声次于色”这样的境况，还有多少路可以退呢？

（乙未元月近水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