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历史

元朝以前

粤剧的起源于中国民间齐言民歌的兴起，最早可上溯先秦的《诗经》，但这是中国全部板式变化体戏曲如京剧、粤剧，以及诗赞类戏曲如上海越剧、黄梅调的共同起源。

中国齐言体民歌，发展至中古时代，即魏、晋和唐代，达到空前的高峰，更形成了一代的文学体式——唐诗。这些讲求平仄，秩序井然的齐言体民歌，在唐代佛教寺庙的俗讲表演中，不但形成说故事的内容，也加入了节以木鱼的节拍特色。可是，由于长期处于社会低层，加上受外来音乐影响的宴乐〔或称燕乐〕，在唐代一直为统治阶层所欣赏，所以并没有很大的发展。而由宴乐发展出来的词乐，历经唐宋，更形成了律分宫调的戏曲。

元朝

杂剧成了最受欢迎的戏剧种类。当时称一幕戏为一折。以后只选演一幕戏便称为折子戏。粤剧有很多剧目是由元朝杂剧流传下来的，甚至某些粤剧的传统戏码是跟杂剧完全相同，例如《西厢记）、《窦娥冤》、《踏雪寻梅》、《倩女离魂》、《赵氏孤儿》等。

明朝

明朝归有光所编写的《庄渠遗书》卷九记录了明代正德16年(1521年)钦差魏校的《谕民文》，内有“倡优隶卒之家，子弟不许妄送杜学。”“不许造唱淫曲，搬演历代帝王，讪谤古今，违者拿问”等说话。这可以说是广东有关戏剧最早的文字记录。据《新会县志》记载，明成化初年，当地的“乡俗子弟多不守本业，事戏剧度日”。明代嘉靖40年(1561年)《广东通志》便有所记载：广州府“二月城市中多演戏为乐，谚云正灯二戏”，并有“搬戏难成器，弹弦不是贤”的俗语，所以“江浙戏子至，必自谓村野，辄谢绝之”。这证明当时已经盛行大戏。

到了明代，南戏的弋阳腔已在广东流行，昆班、徽班及江西、湖南戏班经常进入广东演出。根据《粤剧史》，广东出现一个女花旦，名叫张乔，南海人，是一名青衣（戏子）。原籍苏州的她出生于广东，因为她母亲是苏州昆腔戏子的缘故被记载为昆腔班女戏子。可见各地戏班中人开始在广东落地生根。[2]虽然广东人受了外来的薰陶而开始学习演戏，但是在成化年间，学戏仍未被保守人士所接受，石湾太原霍氏族谱曾有禁止良家子弟学戏的家箴。后来渐渐才出现组成本地人为主体的戏班，并过渡到本地人为全体的戏班。为区别两者，前者被称为“外江班”，后者被称为“本地班”。

粤剧不但吸收了弋阳腔的特色，并且与徽剧（安徽）、汉剧（湖北）、湘剧（湖南）、祁剧（湖南）、桂剧(广西)有血缘的关系。因为所演的剧目、唱腔、音乐、表演方式等等，与徽、汉、湘、祁、桂剧大致相同。例如：《晴雯补裘》和《独占花魁》这两出戏码，《铲椅》、《跳台》、《夜战马超》等南派武打剧，桂剧和粤剧完全相同。虽然说外江班接近徽班，本地班接近西班，但其实本地班建立的初期，主要区别在组班的人。本地班是由本地人组成，主要是指本地艺人组成的专业戏班。可是有时候也可以包括一些农民在进行季节性演出活动而临时组成的戏班。

“未有八和，先有琼花”在戏行中是无人不懂的。琼花会馆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根据《佛山忠义乡志》的记载：“镇内有会馆凡三十七，琼花会馆建筑瑰丽，为会馆之最。”。当时琼花会馆坐落于“优船聚于基头，酒肆盈于市畔”的大基铺（即佛山市红强街区）。当时会馆门口有四条大柱，还有个亭子。馆门口的牌匾是“会馆”两字，全馆的面积比当时的祖庙还大。全馆共分三进：第一进是钟鼓，继后有可拆可合的临时舞台；第二进是琼花宫大殿，大殿前是天阶；第三进是会所。华光诞时戏行中人汇聚琼花宫大殿祭祀华光帝。琼花会馆附近就是佛山大基尾河边的琼花水埠，方便坐红船的伶人上岸或到其他地方演出。据说伶人最初雇用紫洞艇作为戏船，后来加上帆哩，在船身绘画龙鳞菊花图案，船头髹成红色，因而称为红船。

清朝

广东本地戏班早期活动的中心在佛山。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灵应祠祖庙前建华封戏台，台上演戏鼓桌什物俱全。康熙年间改名为万福台，是广东现存最华丽精巧、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古戏台，见证粤剧发展历史。戏台分前后两部份，前台以金漆木雕为布景，具有强烈的舞台效果。整个万福台还采用拱型结构，无论站何处，所能听到的音质基本相同。

雍正年间，广州更出现“土优”、“土班”。有文献记载：“广州府题扇桥，为梨园之薮，女优颇众，歌价倍于男优。……能昆腔苏白，与吴优相若。此外俱属广腔，一唱众和，蛮音杂陈。凡演一出，必闹锣鼓良久，再为登场。…… 榴月朔，署中演剧，为郁林土班，不广不昆，殊不耐听。探其曲本，止有白兔、西厢、十五贯，余俱不知是何故事也。”

乾隆年间，广东一带比较安定，商贸发达。佛山更是商帮荟萃，因此娱乐要求而更加兴旺，吸引百多个外省戏班来广东演出。这些外江班主要来自江西、湖南、安徽、姑苏等地。他们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合作在广州创建“粤省外江梨园会馆”。而本地班在他们的集中地－佛山成立了“伶人报赛之所”的戏班同业组织——琼花会馆。另外粤西“下四府”(指高州、雷州、廉州、琼州四府)的演戏活动都很频繁，每年的关帝、天妃、冼夫人一类神诞，均有“演戏迎神”的习俗。

咸丰四年（1854年），粤剧艺人李文茂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在佛山经堂古寺率领梨园弟子，编成文虎、猛虎、飞虎三军。清政府为了消灭三军势力，残杀艺人，火烧琼花会馆，禁演粤剧15年之久。在禁演期间，本地班艺人逃亡省外海外，有些粤剧艺人为了生活，加入徽汉等剧的外江班，挂京、汉、徽、湘等皮黄戏班招牌演出，因而促成梆子与二黄的合流。咸丰十一年，李文茂、陈开先后败死，清政府禁令稍弛，本地班乘机再度兴起。同治九年（1870年），高要县绅士冯光纬等人曾经上禀请求准许演出夜戏，而知县亦表示同意，可见禁令松弛的情况。

同期大批华工被押骗往海外，随著出国华工的大量出现，广东戏曲逐渐传播海外。《美国华人史》记载粤剧为华人带来了赖以生存的民间文化。当年从旧金山请来的青年男演员(当时尚无女演员)经常来往于巴特和玛丽斯维尔等矿区，为当地华工演出传统的舞蹈和折子戏。拥有123名演员的鸿福堂剧团在美国大剧院首次登场，上演粤剧，大获成功，并在唐人街建立自己的剧场。另一方面，移居到越南、新加坡、印尼等地的大量华侨仍然保持了固有的习惯，侨民当中以广东人为多，他们爱好粤剧。因此越南西贡有粤人剧团。新加坡的戏剧，也是由广东人来演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印尼出版爪哇文译本《薛仁贵》、《杨忠保》、《狄青》、《贵夫人》，后来更有马来文译本的《乾隆君游江南》。

粤剧解禁后，本地班表演方式改变很多，声腔已经吸收了二黄，并能以梆子、二黄为主，兼用大腔演出。当时表演角色分为武生、正生、小生、小武、总生、公脚、正旦、花旦、净和丑十大行当。后来经邝新华、独脚英、林之等人努力，粤剧得以重生，并组成了粤剧仝人的新组织——八和会馆。当时建筑八和会馆的费用都是透过全行在每年闰月休业的时期举办义演，扣除工资后所筹集而成。另外，凡是入会会员都需要付出白银一两作为“份金”。终于在清朝光绪十八年(1889年)八和会馆在广州黄沙旧地海旁街落成。八和会馆共分八堂，作为粤剧艺人住宿之用：兆和堂、庆和堂、福和堂、新和堂、永和堂、德和堂、慎和堂、普和堂。不同的行当被安排居住不同的分堂。小生、正生及大花面具在兆和堂。二花面、六分住在庆和堂。花旦住在福和堂。丑角在新和堂。武生在永和堂。五军虎及武打家在德和堂。接戏卖戏的在慎和堂。棚面的音乐人员在普和堂。由于工作人员有很多，八和会馆更设有方便所（医疗室）、养老院、一别所（安排身后事情）、小学、何益公司（戏箱行）。八和会馆会员总多，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后期实行行长制度，各行行长都是全体人员推举出来。

虽然粤剧开始恢复演出，但是在剧目内容和表演艺术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剧目不断涌现，如《梁天来告状》、《王大儒供状》、《蛋家妹卖马蹄》等，并在戏棚官话中加插广州方言演唱。当时广州先后建成河南、广庆、海珠、乐善、南关等戏院，其后出现调制戏班演出的宝昌、宏顺、怡顺、太安等公司，全都活跃于广州、香港、澳门等地。文献记载“广州班为全省人士所注目，其名优工价，至于二三千金，声价甚高，然大概以擅演男女私情……为第一等角色”。

清朝末年，中国的知识分子激发戏曲改良的浪潮席卷全国。光绪24年，中国日报副刊之旬报特辟鼓吹录一门，由杨肖欧、黄鲁逸几名记者撰作戏曲歌谣来讽刺时弊政治得失，引起广州香港等地的报刊注重戏曲歌谣。[光绪29年，一篇观戏记猛烈批评当时的戏曲曲本迂腐，不能激发国民之精神。不久，反映时弊的作品陆续出现，譬如：《新广东女儿传奇》、《黄萧养回头》及梁启超的《班定远平西域》等等。这些新编的剧本之中，有些是由富有舞台经验的艺人编撰。对粤剧影响深远的应该是同盟会所组成的“志士班”。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在港澳广州等地曾出现了30多个这类的“志士班”，例如：采南歌班、优天社、振天声社、仁声剧社、民镜社、国魂警钟社等。最早使用广州方言来演唱粤剧的春柳社影响了其他的志士班，为了便于宣传革命思想，改用了广州方言来唱梆黄，演出了《周姑娘放脚》及《盲公问米》，使宣传效果超出预期。[为了加强反清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更编演了《文天祥殉国》、《戒洋烟》、《虐婢报》、《秋瑾》、《温生才刺孚奇》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