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商业戏班无奈没落的反思

在一个已朝向现代化审美、高科技效益、国际市场汰选标准的社会里，许多民族传统艺术由逐渐地被人忽略，到价值尴尬，再到面临被淘汰及遗忘的命运，似乎很多人只视之为一种时代因果式的无奈。

最近，新加坡某商业戏曲剧团“最后一夜”的封喉绝唱，又再引动一些人对传统地方戏曲在本地无奈没落的遗憾反思。

其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潮、粤、闽、琼等地方戏曲在新加坡仍拥有一定受众。据笔者所知，新加坡还曾被誉为“粤剧第二故乡”。

那是因为，原本蓬勃于省(广东省)港的粤剧，早在19世纪四十年代就已传到当时新马一带，比涌到美国旧金山市掘金的劳工潮还要早。

1857年，也就是整整150年前，牛车水豆腐街已有戏班行会“梨园堂”，其性质相等于行业联谊团体。“梨园堂”在1890年改称八和会馆。

新加坡原是粤剧第二故乡

19世纪中叶，旅居新加坡的清朝官员李钟钰也在其著作《风土记》描述：“此地戏园有男班、女班，大坡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到民国时期，粤剧还走入新世界、大世界等游乐场。

当时许多省港名伶都到新加坡演出。马师曾、薛觉仙、靓元亨、陈非侬，都是粤剧艺术家中响当当名字。而靓少佳、廖侠怀等人甚至年纪很轻就到新加坡来。

梁醒波、上海妹、关海山更是新加坡本地姜。当时南洋的地方戏剧团体，虽为商业演出，其文化艺术传播作用，功不可没。此外，它们也具有较敏锐的民族精神感悟力。

如抗日斗争期间，新加坡本土粤剧名演员朱秀英、邓秋侠、罗品超等人就曾投身抗日救亡义演。朱秀英等人更曾有三个月不领工资的纪录。

可以这么说，早期本地粤剧不只是“文化表演”而已，它其实还拥有更大的社会凝聚作用，也拥有活泼的社会互动内涵。其中更值得深思一点是，它还代表了一种南洋华侨对其母文化的“维护精神”。

几曾何时，我们这片粤剧的第二“故乡”，如今已几乎沦为粤剧的“故地”。

为什么？

淘汰现象可不是今天才涌现的。它也不该只是一个情绪化的伤感符号。笔者相信，即便现在仍有戏曲团体暂时幸存，无论是商业团，或是在宗乡会馆庇荫下以鼓励传统文化为名兴办的业余团，假如再想不出对症下药的对策，完全遭受淘汰是迟早的事。

也许有人可以很简单就下结论说，地方戏曲被淘汰是因为其内容及形式无法跟上时代。其实这只说对一部分原因。而真正原因是本地的地方戏曲缺乏改革的再生能力。

其实，传统文化中的表现形式，并非就一定会跟现代化审美、高科技效益、国际市场汰选标准产生矛盾的。

问题在于懂不懂得跟随时代潮流来进行改善及配合。

在商言商需要物有所值

笔者只要到广州或香港，就一定会找正有演出的剧团来看戏。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能力在传统基础上再进行创意增益，以配合现代化审美。在舞台表现形式上，勇于改正过时手法，并能充分吸收及利用高科技效益所提供的种种新尝试。

在开拓观众上，他们也能跟上新进的国际市场概念。也许花钱飞去香港看一场粤剧演出所费不菲，但很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即便就以在商言商这点上，其皮、其肉、其骨干，各方面表现都能让人感到物有所值。

以为只要打出“传统”两字就能赢得社会同情分及支持，那是天真妄想。

地方戏曲要存活，首先就得先看清楚自己置身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如何去配合它来进行嬗变？如何才能赢得这个社会的兼容？如何才能提高并开拓这项艺术里的大众个性？这些才是新加坡地方戏曲可能“再生”的努力方向。

在香港，你还能听到“粤剧界”这名词，而且有其真实存在。

但在这个曾是粤剧第二故乡的新加坡，除非又是在一些阵风式大型文化活动里昙花一现，不然的话平时连想找一出“粤剧”来看看都难。

羊已经奄奄一息了，这牢，谁还愿意来负责补呢？(吴韦材)

（摘自 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