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冀南的石家庄人,说起听戏,脑海里浮现的,除了评剧和河北梆子,必然还有豫剧。这个来自相邻省份的地方戏,不知从何年何月起,融入进了石家庄人的精神世界。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过大年必然要唱大戏。初五刚过,戏台子就搭起来了,接下来是连着好些天的戏曲演出,咿咿呀呀,从白天唱到晚上。这个时候,小孩儿是最开心的,白天约上几个小伙伴,早早赶到戏台子那里。当然不是为了看戏,戏台子几十米开外围了一圈的小贩们,才是孩子们心中的第一主角。心急火燎地等着糖人儿吹好,面人儿捏好,又风风火火地挤进看戏的人群,一路钻到戏台子跟前,装模作样地开始看起戏来。那时候,台上的小生花旦已经唱开了一段爱恨情仇。但对小孩子来说,这些戏文和故事实在宏大晦涩到难以理解,吸引人的只有演员堂皇气派的戏服和皂靴。大概这是我人生中关于豫剧的最早记忆,只剩下糖人儿的甜腻可口和舞台上的五彩流动。

真正对豫剧形成界限分明的概念,来自于少年时期对电视的无比迷恋。先是春晚,在那时这一真正全民狂欢的节目里,和其他几大地方戏一样,豫剧好像有着雷打不动的演出时段,今年名角出场,明年老艺术家上台,后年娃娃们来段个人秀。然后,随着滚动播放无数轮的春晚,那些经典的豫剧唱段慢慢变得耳熟能详起来,好像随便就能哼出几句“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差不多同一时期,戏曲电视剧和电影也是电视台的最爱,《花木兰》《朝阳沟》《七品芝麻官》,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活泼有趣,引人入胜。渐渐地,耳濡目染下,锣鼓点一响,唱腔一起,我就能听出来,是豫剧的大戏开场了。

后来,过年时的戏台再也搭不起来了,戏曲电影电视剧也霸占不了荧屏了,听豫剧不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身边事了。再后来,听到现场豫剧是在各种红白喜事上,没有舞台,没有行头,一把胡琴,一副锣鼓,两三个人就撑起了一台戏,唱的都是最最脍炙人口的经典选段。围了里三圈外三圈的观众,跟着唱腔的高低起伏摇摆脑袋一起哼唱,大家都懂得在最适当的时机大吼一声“好!”。唱戏的听戏的,都有着最敬业的态度。没想到,在我觉得豫剧逐渐远去的时候,它竟然以这样平和鲜活的姿态重新回到了身边。

有时候会想,豫剧为何在本地会有这样延绵不绝的生命力?也许是因为它铿锵顿挫吐字清晰的唱腔,跨越了地域方言的隔阂,所以《花木兰》的唱段能风行全国。也许是因为情节唱词的诙谐幽默,人物塑造的饱满丰盈,最能赢得普通观众的青睐,就像《五世请缨》深入人心。也许是因为创作融合的能力实在卓越,从《朝阳沟》对新时代农村生活的形象描写,到《大漠胡杨》对军垦战士的动人演绎,豫剧的现代戏丰富而生动。当然,一个外行人的碎片印象,解决不了戏曲流传这一复杂的专业问题,只能为豫剧的风靡提供一点点佐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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