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出席一个座谈会的74岁的胡明克,满头银发,胸前挂着一枚新中国文艺工作从艺60年纪念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市川剧团前团长、名角沈铁梅的老师,在重庆解放60周年来临之际,所渴望表达的,是川剧最风云激荡的4年:1949年―1953年间那些鲜为人知的川剧往事。
“你们不再叫戏子”
胡明克的师傅周裕祥,解放前是川剧一代“名丑”。那时,周裕祥是川剧界赫赫有名的又新大戏院“头牌”,只要挂出他的牌子,能容纳上千人的剧场,几乎座无虚席。
“6岁起,我开始跟着师傅演川剧,还在黄山官邸给蒋介石、宋美龄演过专场折子戏。”胡明克说,那时候表面上风光的戏班子,其实根本没有社会地位,特务、袍哥、流氓、兵痞都经常到戏院后台抓拿骗吃。而戏班子本身,也过着一种糜烂的生活。
名角汇集的又新大戏院,在1949年12月15日那天,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剧变。
13岁的胡明克看见3位打着背包,穿着黄色军装,腰间别着小手枪的“长官”跨进了戏院大门。后来他才知道,领头的“军管会”干部名叫张民权,原本是国画家张大千的弟子,在北大读书期间去了延安。
“军代表一放包裹就召集戏院100多号人开大会,第一句话就是:从今天起,大家翻身解放,不再叫戏子,而是文艺工作者,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从小在戏班子长大的胡明克并不懂什么叫“翻身解放”,他只看到3位军代表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打地铺,伙食也仅仅是戏院学徒标准。而且军代表每次都等学徒们打完了菜才吃,没有饭菜就啃随身带的干粮。
取消打骂制度,倡导人格上的平等;反对剥削,要求戏院为学徒提供每天4分钱的补贴。当时一分钱可以买到两张灯草干,这让胡明克兴奋了好久。
周裕祥决心戒掉大烟,让胡明克把他绑在床头,“师傅说,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共产党。一个多月后他居然完全戒掉,重新登上了舞台。军代表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不再是过去的周裕祥,而是人民的艺术家。”
那一年是1950年,周裕祥、阳友鹤、吴晓雷等一大批川剧名角,从此都走上了与旧社会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不懂川剧,就不懂四川”
1950年的又新大戏院,依然人流如织打拥堂,只不过观众中多了几张在国内外鼎鼎大名的新面孔―――刘伯承、邓小平与贺龙。有时周末,他们也会请戏院到西南行政委员会礼堂专场演出,胡明克几乎每场必到。
“重庆刚解放,干部里有很多北方人,听不懂川剧。尤其不习惯川剧的帮腔和锣鼓声,那时一场戏下来,常常要4个小时,一些干部就中途开溜。贺龙看见后十分生气,就用铁链子把几道门全部锁死,不准中途退场。”胡明克回忆,当时他并不明白这种做法的意义,直到他听见邓小平对干部们的一番解释才明白了缘由。
有次演出结束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不懂川剧,就不会熟悉四川人民的过去和现在;不懂四川文化,就不能开展好革命工作。“当时,这句话让所有川剧演员都留下了泪,要知道,一年之前,我们还充当着玩物的角色。”
1952年,全川川剧名角集中组团赴北京参加首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川剧凭借不俗表现在戏剧界声名鹊起,但是在评奖时,川剧却没有获得一等奖。梅兰芳先生提出抗议,“这不公道,没有川剧获奖,就不算戏剧的大赛。”在梅兰芳的坚持下,川剧捧回了两个一等奖、4个二等奖,陈书舫等获奖演员几乎全出自又新大戏院班子,“名丑”周裕祥也捧回了一块令他终生引以为傲的银牌。
1953年,在刘、邓、贺的推动下,集中川剧名角组建了西南川剧院,光是叫得响的名角大牌就有30多位,并成立了创作室,第一次把《白毛女》改编成川剧,在山城大街小巷演出,深受观众喜爱。”
“当时,西南川剧院是贺龙直接领导,他经常在团里开玩笑说,‘我就是你们班主,有事情直接找我’,非常关心艺人们的工作生活状态。”胡明克说,是年,贺龙宣布任命了3位川剧导演,周裕祥便是其中一位。
从此,川剧结束了过去的散漫创作状态,有史以来首次实行了导演制,以崭新面貌踏上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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