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明君
月明如水浸楼台，梦绕长安十二街。充满浓郁巴蜀气息的川剧大雅大俗，承载传统川剧的剧本文学雅俗并美。
“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国”
“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国”比喻的就是川剧剧目宝库的丰富与多彩。在数百年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川剧汇集了涵盖中国戏曲所有声腔演唱形式在内的五大声腔，积累了6000多个剧目。经搜集有记录的川剧剧目超过两千出，经整理完整的剧本一千多本。1955年到1957年间，成渝两市川剧界，对所搜集的剧目进行鉴定演出，经鉴定具备演出基础的传统剧目321个，整理出版的剧本116个、经加工整理后经常演出的有三十多个。
川剧数量庞大的剧目遗存艺术地记录了四川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代表人物、风物传说和社会民俗，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方面所蕴涵的丰富内容，体现了四川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民风民俗的形成演变过程，具有人文社会学科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川剧有“五袍”“四柱”“江湖十八本”，五袍戏指《青袍记》《黄袍记》《白袍记》《红袍记》《绿袍记》，四柱指《碰天柱》《水晶柱》《九龙柱》《五行柱》，江湖十八本包括《幽闺记》《彩楼记》《木荆钗》《玉簪记》《白罗帕》《百花亭》《葵花井》《鸾钗记》《白鹦鹉》《三孝记》《槐荫记》《中三元》《聚古城》《铁冠图》《全三节》《汉贞烈》《五贵联芳》《蓝关走雪》等。“荆、刘、拜、杀”四大本是《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的合称，其中《白兔记》因写刘知远的故事，故在合称中称为刘。
川剧因其内涵和艺术性多次代表中国传统艺术出国表演，《柳荫记》《彩楼记》《玉簪记》《拉郎配》《鸳鸯谱》《御河桥》《乔老爷奇遇》《焚香记》《芙奴传》《金山寺》等，在海外获得广泛赞誉。进入现代，以李明璋、魏明伦、徐棻等为代表的剧作家，又创作了《和亲记》《夫妻桥》《望娘滩》《江姐》《王熙凤》《四姑娘》《死水微澜》《巴山秀才》等一大批新编历史故事和现代戏，进一步丰富了川剧宝库。
周恩来关心川剧的保护与推广
1954年初，赴朝鲜慰问演出归来的川剧团在北京紫光阁向中央领导汇报演出的情况，在汇报间歇休息时，周总理问到川剧整理了一些什么剧目？参加汇报的川剧院同志沾沾自喜地回答说：整理工作我们以“三记起家”，已整理了《玉簪记》《彩楼记》，下一步准备把高腔四大本《金印记》《琵琶记》《红梅记》《投笔记》继续整理出来。满以为这个回答会得到周总理嘉奖，没想到，周总理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川剧号称“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国”，像你们现在这样的速度，一年两本，什么时候才能搞完？周总理接着建议用一定时间，花点力量、集中地搞，把有基础的剧目，分到各个剧团去整理，可能要快点。根据周总理这一指示，“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很快就成立了，并在成都、重庆两地建立起办事机构，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辛勤工作，三百余个传统川剧剧目的鉴定工作就圆满完成了。
1959年川剧出访波兰、捷克、德国（东德）、保加利亚四国，当时有人担心国外观众看不懂，感到心里没底。周总理知道后就给川剧演员们打气：你们尽管放心，川剧以它有思想内容的剧目，以它有独特风格的表演，会成功的。不成功也不要紧嘛，去试一试，增加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好的嘛。后来就定了《谭记儿》《焚香记》《芙奴传》三出有名的传统川剧。《谭记儿》才从关汉卿原著改编出来不久，剧本无需大的修改，而《焚香记》《芙奴传》两个剧目却因内容过于冗杂，演出时间过长，需要进行修改。周总理建议《焚香记》的修改由陈毅副总理牵头，周总理说陈毅同志是四川人，对川剧熟悉，又是诗人，定能胜任。周总理则主动承担了指导川剧《芙奴传》修改的任务。周总理对《芙奴传》的修改很慎重，专门和大家一起重新看了一次演出，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因有外事活动，就叫大家在剧场讨论修改方案，等他回来或打电话回来。后来都后半夜了，周总理打来电话谈了两个小时，周总理说他怕想到的意见忘了，以后很难找到时间。这使所有在座的戏剧同仁都很感动，而根据周总理意见修改后的《芙奴传》也成为艺术精品。
《谭记儿》《焚香记》《芙奴传》三个大戏再加上《秋江》《拦马》《柜中缘》《水漫金山》等小戏终于出国演出，十分成功，“迷人的色彩”“精湛的表演”“惊人的绝技”“浓厚的乡土气息”等赞誉不断。
文人雅士的参与使川剧走向高峰
川剧的文学性在历代文人雅士参与改写的剧本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文人作品中，赵熙的《情探》最具标志意义。
赵熙是谁？成都人民公园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四方均有“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字样，但四方字体各有不同，而位于西面上的几个字，题写者就是赵熙。1913年，人们为了纪念四川保路运动中的死难烈士，在成都少城公园内建立了纪念碑，请当时四川著名的书法家书写，赵熙也在邀请行列中，写下西面碑名。峨眉山仙峰寺的“悬来太古雪、化作清瑶流”，金顶的“万里烟云朝雪界，九天龙象护经窗”对联也是赵熙题写。
赵熙是清末进士，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监察御史，晚清时期巴渝著名的文人士大夫，蜀中五老七贤之一，以“诗、词、书、画、戏”五绝闻名于世，享晚清第一词人美誉。而赵熙之于川剧，则不得不提《情探》。1902年，35岁的赵熙“回家度岁”，路过贡井胡府，留宴时观看木偶戏《活捉王魁》，受到触动，于是一夜改写为《情探》。赵熙这一时的戏笔，却带来了迄今为止川剧剧本文学的最高成就。
川剧《情探》是大幕戏《焚香记》中的一折，讲的是秀才王魁，潦倒时哀求当地名妓焦桂英收留，并在其悉心照料下康复。王魁上京赶考，二人分别之际在海神庙山盟海誓。后来王魁金榜题名，被当朝宰相看中，有意招为东床。王魁在一番纠结后，给焦桂英发去一纸休书，自己进了相府大门。焦桂英含恨在海神庙自缢，阎罗勘明案情，命小鬼随桂英活捉王魁，到阴司定罪。《情探》这折戏就从这里开始。
《活捉王魁》的剧本词句缺乏文采，情节简单，焦桂英形象凶悍，王魁负心汉形象不够典型。经赵熙改写后的《情探》，焦桂英对王魁三番试探，试图以“情”打动王魁，王魁三次回绝桂英。桂英一退再退，王魁虽几度心软，但最后总是咬紧牙关，最后焦桂英被逼硬起心肠活捉王魁。剧情在一波三折中逐步达到高潮，人物的矛盾、情感和心情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而赵熙的诗文功底在《情探》中也有充分展露，“更阑静，夜色哀，月明如水浸楼台，透出了凄风一派”、“梨花落，杏花开，梦绕长安十二街。夜间和露立窗台，到晓来辗转书斋外。纸儿、笔儿、墨儿、砚儿，件件般般都似郎君在，泪洒空斋，只落得望穿秋水不见一书来。”这两段分别由王魁和焦桂英演唱《月儿高》《一枝花》高腔曲牌，是川剧《情探》的经典唱词。
大雅大俗的《情探》以其动人的情节、新颖的构思、细腻的描写和优美的文辞征服了广大观众，成为家喻户晓，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毛泽东曾关注过这部戏。抗美援朝期间，赴朝慰问演出回国的川剧团，在北京为中央首长汇报演出川剧折子戏，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袁玉堃在《情探》中扮演王魁。这一天，毛主席和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都来看川剧，袁玉堃在台上边演出边悄悄观察台下，看到毛主席坐在前排的沙发上，时而低头在看着什么，时而抬头看戏。当时袁玉堃心里非常紧张，担心是自己演得不好，毛主席不感兴趣。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对文人赵熙所改的《情探》极为欣赏，事前就叫人特地准备了《情探》的剧本。毛主席那天是在对照着剧本看演出，袁玉堃恍然大悟，心里的担忧也由此消散。
1940年年底，第一次回四川的巴金，由重庆坐船到江安去看朋友曹禺，船在泸县停靠半天，巴金上岸去随意走走，忽然听见有人唱《情探》，巴金硬是站在一家商店门前听完了半张川剧《情探》唱片，可谓乡音乡情寄乡愁。
遥望皓月就看到乡愁，低头品香茗就听到川剧。雅俗共欣赏，最忆是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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