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愚乐工具”

一句话点评：20年前，本山大叔带着民间的生命力登上庙堂，20年后，他已蜕变为“愚乐工具”……

自从赵本山在1990年春节晚会上以小品《相亲》一炮走红全国，如今已有20个年头了。20年来，本山大叔以逗死人的春节献艺，最大程度地填补和对冲了观众的精神空虚与内心苦涩，称得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20年的岁月真的太久，辛苦劳累、创作枯竭和艺术贫血的现实，终于让本山大叔在继去年突发脑梗后，又在今年的春节晚会上折戟。观众的不满似乎昭示了赵氏喜剧小品已悄然走向了下坡路。

80年代赵本山的崛起，标志着“二人转”这种独具特色的东北民间艺术的复兴。从保护艺术多样性的视角来看这一文化事件，也可看作改革开放后艺术生态百花齐放的积极表现。不过，自赵本山初登“大雅之堂”开始，毁誉和争论就一直伴随着他。有人认为赵本山的创作和表演幽默、有绝活、爆发力强，能给观众带来欢乐，是一朵难得的艺术奇葩；有人则认为他们的表演内容低俗，取笑弱势群体，媚权媚俗导致了整个社会生活“小品化”的不良后果……不过，形势终究比人强，聪明的赵本山似乎对此从不介怀，他紧紧攀住经济开放和市场需求的风帆，20年来顺风顺水，本山传媒在文化市场上一枝独秀，不仅打造了“刘老根大舞台”从东北出发、进军京津的豪迈声势，而且在演出业、影视制作业和艺术教育行业均创下不俗业绩，成为国内掷地有声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2008年初，又被文化部授予除事业单位以外的“中国文化经济实体30强”。市场的成功就意味着权力，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连央视都对赵本山退让三分。

随着“本山式”娱乐的成功，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尾随而至。2007年春节期间，赵本山的美国之行意外惹上了官司--许多海外华人观众观看了他的那些拿残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找乐的段子之后，委托律师以“违约、不正当得益、不正当商业竞争、疏忽和精神伤害”等罪名，将赵本山及多个演出主办单位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的金额在100万美元以上。这不能简单地用文化差异一笔带过，其根本在于赵本山喜剧的精神内涵触怒了文明的基本价值底线，不能为一个健全的社会所接受。

这不仅是赵本山所面临的严酷现实，而且是中国文化和艺术工作者不容回避的历史困境。改革开放30年来，国人在初尝了文化丰富的滋味后，便一脚踏进了“娱乐致死”的艺术市场化时代。脱贫致富，信奉着利益的输送；乍富新贵，多半是金钱的魔法。庙堂和市井中流传的，也大多是暴富的神话。金钱拜物教的形成固然原因复杂，但无力维护个人权益而屡遭盘剥的普罗大众，却在权利意识消磨和市场神话的诱惑下，在长期的健康文化食粮匮乏以至精神营养不良的损蚀下，可怜地陷落了。民众精神和艺术欣赏品位的陷落，恰好形成了中国低劣艺术市场的买方。于是，一面是假冒艺术家无穷无尽的供货，一面是愚乐大众者乐此不疲的采购，如此的买卖循环，填满了赵本山们的私囊。

认真考察赵本山从民间走向庙堂的道路，使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生态塑造了赵本山呢？

改革开放初期，相声一度以其讽刺和社会批判的精神质地，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讽刺官僚主义、讽刺假大空的官场习气的佳作，在后“文革”时代带给人们多少会心的欢笑。随着时代主题的演进，讽刺和批判越来越少了，而“歌德体”的相声也逐渐被人们所厌弃。于是，以陈佩斯、朱时茂为代表的戏剧小品走上了前台。不管是《吃面条》还是《主角与配角》，虽然不能算尽善尽美，但都以其精美的艺术架构和经典的戏剧冲突，留在了春节晚会喜剧艺术的历史上，构成我们时代共同的快乐记忆。可是，如今这些都哪里去了呢？当春节喜剧舞台上只剩下赵本山一枝独秀，当赵本山每年都大诉其创作之苦之累，当中国人没有赵本山的媚俗搞笑就过不好年的时候，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和媒体控制者当何以自处？

赵本山的影响既深且巨。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会在带给观众“愚乐”的同时，留下足够中国人玩味一年的口头语。这些看似无意义的语言碎片，“点缀”着大众的日常生活，于是，“忽悠”成了幽默，“卖拐”成了智慧，“二人转”失去了传统的民间道德评判标准，转变为“浅黄色”的侮辱和骂街。

自2009年赵本山力捧弟子小沈阳红遍全国、《乡村爱情》在电视荧屏上颠倒众生之后，他旗下的众多门徒也纷纷由于能模仿几声帕瓦罗蒂和维塔斯、平地翻几下跟斗、随手变几个戏法而在各地电视台大受追捧。摄影机记录下了观众们的惊叹和笑声，似乎在说：“天才啊！太像了！咱这儿随便一块土坷垃都可与世界级大师相媲美了！”但是，这种小丑式“模仿秀”的泛滥，其实乃是动物园式的猎奇恶趣驱动使然。那种对于模仿者和被模仿者之间音高、音质、神态、动作之“相像”与否的鉴赏，完全不需要观众任何社会、伦理、审美层面的判断力，而只需诉诸视觉和听觉的生理本能，将观众的精神判断力缩到了最狭窄贫乏的范畴；而那种缺少尊严的自我矮化和丑化的表演方式，则将观众置于动物园猴笼外的看客位置。当这种欣赏者和表演者共同营造的“动物园化”娱乐渐成主流之际，我们不能不对自身的文化生态环境作出理性的审思，并去寻求更富精神尊严和智慧深度的大众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