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大儒供状》到《花灯案》

从《王大儒供状》到《花灯案》，是一项传统剧目改造出新工程。这项工程，“文革”前后历时二十年、经过三次大改动，到１９８２年才算基本竣工。近几年来，《花灯案》出过国，上过电视荧屏，在全国各省市电视台播映，广东汉剧院两个团演出几百场，省内外还有好几个兄弟剧团移植上演，它已成为一个老剧目了。如果说有什么经验，恐怕也是过时的旧经验了，今天我谈的只能是旧经验加点新的思考。

一、在糟粕中发掘精华

未经整理的旧戏，往往是精华和糟粕杂呈其中。有的容易分清；有的则不容易分清，需要仔细分析，才能识别。特别是有些旧戏，内容虽然很不健康，但尚有可取之处，若不细心地进行科学分析，就不可能将埋藏在层层糟粕之中的某些精华发掘出来，致使整个儿被抛弃。《王大儒供状》（简称《供状》剧本）就属于此类旧戏。《供状》剧本的内容大致是：秀才王大儒在员外陈洪府上任教，一日外出，在大街上观灯，偶遇一美貌女子，问明，原来是东家的侄女，名叫彩凤。这对一见钟情的少年男女，从此心猿意马，备受情欲煎熬，不可终日。毕竟东家侄女胆子大些，竟敢借问字为名，密约王大儒，私通于绣房。此后来往达半年之久。一次，两人在太湖石上幽会，让陈洪当场拿获。王大儒被告到公堂，本应治罪，恰巧知县少年时也曾尝过情欲煎熬之苦，认为“色欲心天下人皆同一样”，因而不但开脱了他，还为他做媒，成全了这桩婚事。《供状》剧本是根据《岭南即事》中的《王大儒供状》原文（简称《供状》原文）改编的，故事情节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男女邂逅，《供状》原文是郊外踏青，《供状》剧本是大街观灯；陈彩凤的身世，《供状》原文有自幼丧偶十年不字的描述，《供状》剧本则将此描述删去。另外，《供状》剧本还添加了原文所没有的人物——陈夫人。如果说原文写了彩凤寡居之苦颇得读者同情的话，那么，剧本将此删去，便是赤裸裸地渲染色情肉欲的了。如果说原文词藻华丽、音韵铿锵尚可入耳的话，那么，改为剧本，语言粗俗，动作猥亵，形象丑恶，那就不堪入目了。这样的旧戏，到底有没有可取之处？经过分析，剥开庸俗的外壳，我发现其内核倒是积极的可取的。试想，在严酷的封建制度下，这对少年男女竟然敢于“窃玉偷香，逾闲荡检”，甚至自许婚姻，尤其王大儒还公然在公堂上真诚委婉地“供认”他和彩凤的情爱，实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应该说这是具有反封建意味的行为。这么一来，“曾经此苦”的知县为之开脱撮合，也就可以视为正义的了。《供状》的价值一经认识，这个传统剧目的改造工程便开始了。

解放以来，戏改工作成绩卓著。现在看来，稍加整理就可上演的传统剧目已经不多了，象《王大儒供状》那样的剧目倒是不少。这些剧目，或思想腐朽，或艺术平庸，不从根本上给以改造，是不能拿来上演的。要改造它，必先分析它。从这点看，分析《供状》原文和剧本，在糟粕中发掘精华的经验，也许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在一般化的题材上进行不一般化的艺术构思

从《王大儒供状》到《花灯案》是重新创作，这就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难度颇大的要求：在传统剧本提供的一般化的才子佳人爱情题材上进行不一般化的艺术构思。

在构思之初，必先有个提挈整个艺术构思的立意。所谓立意，就是：略定主题，确定格调。我为《花灯案》略定的主题是，贬封建礼教，褒纯真爱情；确定的格调是喜剧。为什么前者叫略定，后者叫确定？因为初定的主题只是个大略，一个倾向，在具体构思时可能还会有所变化；格调呢，定下来后，就不要再变了，在进行艺术构思的时候才能一贯到底、前后统一。

怎样进行艺术构思？当然可从人物刻划、情节铺排、语言运用等等说上几条。但我不打算以这种方式来叙述问题。所谓艺术构思，我觉得是主题和冲突、性格和情节、语言和动作等等艺术因素相辅相成的总体构思，是最活跃最复杂最丰富的从朦胧——清晰——再朦胧——再清晰的形象思维。追索一下创作时的思维轨迹之后，《花灯案》的艺术构思，我想这样来概述：分派给所有登场人物以各自的特殊位置和任务，围绕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婚姻主线，通过一连串的喜剧性格冲突，产生环环紧扣的喜剧的场面和情节，让主题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中间，我是着重在“奇”、“情”、“深”三个字上面下功夫的。

奇。首先是为男女主人公设置奇特的境遇。员外陈聪（《供状》原文叫陈鸿，《供状》剧本叫陈洪）自嫌富而不贵，便请监生刘智为媒，欲将心爱的独生女儿彩凤（人物关系作了改变）嫁与礼部侍郎孔老大人为媳，意在攀上一门显贵亲家。可是孔老大人择媳条件甚苛，非“闺中阃范”、“女界楷模”不娶。为此，陈聪特地请了才学高、薪俸低的穷秀才来家中设馆，对彩凤教以仪礼闺训，一心将任性的女儿训导成合乎孔老大人心意的大家闺秀。王大儒与陈彩凤本来毫不相干，这时的关系又是正正经经的师生关系，按理，他们之间不一定会产生情爱。可是，陈聪生怕少年男女同馆相处会生出“不端之事”来，竟在本馆当中挂上一层厚厚的帏帐，不让师生见面；同时，一边对女儿说：“先生是个丑怪老头”，另一边对先生说：“学生是个懒散姑娘”。由于陈聪的“严密防范”，男女主人公便处在一个非常奇特的境遇之中。奇特的境遇则派生了奇巧的情节：元宵节（第一场）陈彩凤带了丫环梅看，“偷出闺门展翅膀”，王大儒也如“久困金鳌归海洋”。他们在灯场邂逅，走在一起。两位“陌生人”在观灯赏景谈古论今之中，不觉萌生爱慕之情，临别时相约明晚东山月上之时再会于城隍庙旁。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双方原是相处咫尺之间的师生。次晚（第二场），两人等待着东山月上，以践前约。可是，不巧得很，陈聪却在此时要他们上夜学补课！于是，奇趣的场面出现了：书馆中，在兼有尊长、东家威严的陈聪的监督下，大儒彩凤分坐帏帐两旁，你教我读，心不在焉。教读的内容又是“男女有别、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教义，而他们的心态恰好与之相悖，因此更加尴尬，笑话百出。后来，双方生疑了，经过试探，有所觉察，遂乘陈聪稍许离馆之机勇敢揭开帏帐，啊！“这位先生就是那位相公！”“这位小姐就是那位姑娘！”真相大白，分外惊喜。他们借问字解诗（从《供状》中移植过来加以改造的细节）正要倾吐衷情，闻陈聪来了，连忙拉拢帏帐，慌乱中坐错了座位。陈聪进馆，见帏帐如初，心宽眼笑，近前一看，始知帏帐被揭，顿时气得说不出话来……这些场面和细节无不出“戏”叫“采”，使人愉悦。《花灯案》一开始便展现人物性格，引人入胜，就靠这三奇——奇特的境遇，奇巧的情节，奇趣的场面。在挖空心思出此三奇的时候，我还注意到它的合理性和审美价值，使之奇而不凿，趣而不卑。

情。赋予主人公以美好纯真的感情。故事从上面敷陈下来，相继出现的一系列喜剧情节和场面：绣楼上（第三场），考闺秀老媒扫兴，谤寒儒少女伤心；石池畔（第四场），丫环撰信窥心意，秀士拾花表至诚；闺阁中（第五场），假郎中密会痴情女，倔员外怒揪笃志人。这些场面和情节，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要出“戏”叫“采”着实容易。容易出来的东西往往是平庸的。如果思路停留在这上面，只要与前两场戏一比较，就会显得干瘪空虚，推不上去。怎么办？只有更好地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情来，才能使那些情节和场面充实而有韵味。当然，喜剧也是笑的艺术，应该有笑的孕育线和爆发点才成。在“情”字上用心思，必须以保持喜剧特色为前提，才能做到“戏”“情”并茂，相得益彰。在这里，介绍一些我认为是戏中有情、情中有戏的场面和情节。陈彩凤借应考装丑卖傻，嘲弄老媒，一段《天地君亲师》唱段，既有戏——载歌载舞，谐趣戏谑，又有情——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对自选郎君的强烈恋情。接着，这位痴情女子受其父的谎言所惑，误以为王秀才是个重功名轻情义的薄幸之人，当即恼恨成疾，而恨得透是因为爱得深。病中一曲《思悠悠恨悠悠》，悲怨哀伤，大悲为大喜作了很好的反衬。这里，爱恨悲喜都是情，感情的大起大落必然有“戏”。再说王大儒被东家辞退之后，手持彩凤赠予的杏花枝，踯躅药洲池畔，杏花都掉光了，而空枝却还留在手上，不忍舍去。梅香以双关语探情，朴实憨厚的书生不解其意，误以为陈小姐心上另有个“寒愚相公”，便痛苦地将空枝扔落水中。但当明白过来，这痴情的男子为了表明心意，便立即循路捡拾落英，甚至跳进池中捞取空枝。这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情！之后，他为恋情所驱使，竟然在梅香的谋划和帮助下，扮作老大夫，赚入陈府，为彩凤“诊病”，做出了自己不愿做不会做而又不得不做、近乎荒唐的事情来。假大夫在陈聪眼皮底下为彩凤“诊病”，自然有戏好看，这且不说。当大儒支开陈聪，“治”好了彩凤之“病”以后，有一段全剧仅有的谈情说爱的戏。在规定情境的制约下，他们只能匆匆倾诉衷情，匆匆盟订婚姻，那经过压缩的感情，象醇酒一样香甜浓烈。紧接着，陈聪识破假大夫，立即掀起喜剧冲突狂澜。这段戏，可以说是主人公感情宣泄的高潮，引来了近乎闹剧的喜剧高潮。总之，《花灯案》逗人之处亦感人，这和注重写情是分不开的。写情，应当是深而不滥，浓而不腻，否则会流于庸俗陈腐，并带来剧情拖沓、节奏缓慢的毛病。

深。深化主题。从第一场到第五场流露出来的反封建礼教主题，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封建礼教损害人、扭曲人，人们若不与之抗争，就必然被损害、被扭曲。毫无疑问，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若到此为止，那就会失之于浅。要进一步深化主题，只有认真锤炼最后一场公堂戏，在知县这个彼封建礼教所扭曲但还有一点“反弹力”的人物身上做文章。这场戏，是这样构思的：星夜，王大儒被陈聪告到县衙，陈彩风也跟着闯了公堂。知县对这一风流案子下意识地产生了浓厚兴趣。问案是由近而远倒叙逆溯，不时把自己摆进去发些插科打诨式的问话或评语，貌似糊涂，实力睿智。一问明大儒彩风景在观赏《西厢》、《秋江》、《梁祝》等“传奇韵事”灯景时滋生爱情，那灯景又是陈聪为向孔老大人炫耀富豪而摆设的，便来个“风流案子风流办”，巧妙地玉成了这桩婚事。这场戏虽用公堂程式，但没有程式化，案情虽已为观众所熟知，但没有重复感，艺术上并不逊于前面所有精采场面。然而进一步深化主题的要求却还没有达到，充其量只不过是强化了主题。如果以大团圆皆大欢喜结束全剧，那就势必使人觉得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礼教是可以战胜的。这么一来，主题虽得到强化，但思想内涵却反而平庸了。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在封建社会里，象王大儒、陈彩凤那样的幸运儿毕竟是凤毛麟角。而象知县那样的牺牲者才是普遍的。“想当年我也曾把娇娥爱上；只因为礼教严酷拆散了鸳鸯。歌未成弦已断〓然绝唱，叹好事总难全苦恨绵长！”知县的表白和兴叹，正是不幸人们的真实写照。基于此，我在喜剧的结尾处添上了悲剧性的一笔：知县给这对有情人赠了双莲灯，送别了他们之后，突然感到一阵悲酸，唱道“少年人应欢乐我独神伤！”这一笔，彻底否定了封建礼教，主题才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改戏的方针是推陈出新。新，是对传统戏的旧内容旧形式而言。《花灯案》体现了上述奇、情、深三个字，那是《供状》原文和剧本所没有的，应该说是出了新。谈到这里，我又作了一点思考：对旧戏的推陈出新有三种方式：整理、改编、重作。精华为主的，整理；精华糟粕杂呈的，改编；糟粕为主的，重作。上面说过，现在尚未发掘的传统剧目，大多是象《王大儒供状》那样的剧目。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我认为象经营《花灯案》那样，把传统剧本看作题材，取其材而重新创作，将会成为今后改造旧戏的主要方式。我以为对此类旧戏给以脱胎换骨的改造，独出心裁的创新，或化腐朽为神奇，或化平庸为不凡，是会产主出高档次的无愧于我们时代的艺术精品来的。

三、在古人生活中找出今古相通的意识

《花灯案》是古代戏。经营古代戏，要以唯物史观来看待和描写古人生活，才有历史感。然而，戏是当代人看的。一出古代戏，光有历史感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时代感。历史感和时代感应该是统一的。怎样统一？关键是在古人生活中找出今古相通的意识；并把它贯穿到整个艺术构思中去。我在《花灯案》所描写的古人生活中找到的今古相通的意识是：爱美，重情义，向往自由。在艺术构思上则是着重将此意识融化于人物形象之中。剧中男女主人公都是爱美的：在陈彩凤眼里，王秀才朴实憨厚，博学多才，通情达理；在王大儒看来，陈小姐聪明伶俐，热情似火，柔情似水。他们互看对方都具有青春美和人性美，因此能够相爱，而且一往情深，几经周折，坚贞不渝。在知县这个“曾经此苦”的过来人看来，那是“少年佳趣”、“风流韵事”，自然也是美的。向往自由是人的本性，当封建礼教压过来时，向往自由的人们便自然地起来抗争。这种抗争，在少男少女是情感驱使，在过来人是理智推动，都为了争得自由。在这里，历史感体现在真实的形象上，时代感体现在真实形象的丰富意蕴中，两者便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上面所说今古相通，应以今为主导，今古相通的意识，实质是能与古人贯通的今人意识，即现代意识。现代意识是什么？毋庸讳言，现代意识就是作者自我意识。坦率地说，我的许多作品都是自我意识的表现，《花灯案》也不例外。剧中人物冲突，体现着作者爱、憎。特别是那位风流知县更是作者意识的化身。诚然，自我意识并不完全等于现代意识。作者必须具有先进的世界观，必须把握时代的脉搏，必须以自己的心灵贴近和投入滚滚向前的现实生活，自我意识才能纳于现代意识之中，表现自我才能获得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

《花灯案》远非成功之作。今天回顾创作历程，谈点体会，作点思考，这对于自己，是使头脑清醒一些，吸取经验教训，避免自为模式，力求常写常新；对于同行们，恐怕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文艺创作本没有什么“通用”的经验。其中讲到一些观点，可能有错，请大家多多批评，以免误己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