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虽然京剧总的不景气,但当前生、旦行的状况比以叶盛章为代表的武丑行仍要乐观得多,不仅中青年中人材不少,少儿新苗也颇可喜。且说生行,上海的王珮瑜、北京的穆宇,年纪不大却已显露出不凡身手,令人欣慰。但在一丝喜悦中也有些令人不解之处。如今70岁以下的戏迷大多没赶上“余言高马”前四大须生的年代,更熟悉的是“马谭杨奚”这四位须生大师。当年北京街头巷尾人人会哼几口的戏,多数便是马连良的“劝千岁”、“习天书”和谭富英的“一马离了”等等,足见须生中影响最广的还是马、谭二位先生。其实四位大师各有千秋、各怀绝活,并不能分出孰高孰低。也许因为马、谭的作派和唱腔更为通俗易懂,所以更受到广泛的欢迎,这从当年的票房价值中也可略见一斑。
事过30年之后,我们看到了为数众多的杨派传人,而当年影响最大的马、谭二派却相形略嫌冷落了。谭门本派的谭元寿先生如今年逾花甲,很多谭派重头戏早已力不从心了,元寿之后尚不见出人头地的谭腔。学马派者历来不少,但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的早寥若晨星。97年伊始,中央电视台已向全国现场转播了两次马派名剧,先是《十老安刘》,接着又播《四进士》,颇具弘扬马派艺术之匠心。可惜演员嗓音失润,不少重要唱腔都不能到位,干叫人着急。
再说谭派,当年似乎有些误解,以为谭只擅演靠把老生戏,如《定军山》、《战太平》等,其实谭能戏甚多。从流派看,余也罢马也罢,都是从学谭(鑫培)开始而后发展的,可见谭派是一个基础很深的主体老生流派。谭富英先生一些生旦对儿戏,如《武家坡》、《桑园会》、《汾河湾》、《朱痕记》均极出色,此外如《失空斩》、《卖马》、《骂曹》、《桑园寄子》、《闹府出箱》等均甚见功力。后期与裘盛戎合作的生净对儿戏就更精彩绝伦了。记得谭裘的太平京剧团与李少春、袁世海的新中国京剧团同演《将相和》,后半场中“相府”一场谭、李各具风采,“拦路”一场李更出色,“负荆”一场谭更精彩,老艺术家们互相铆着劲,加上经营方面的竞争机制,也是造就50年代京剧事业鼎盛的因素之一。
言归正传,且说这四大须生,以我肤浅理解,马谭的特色似乎更外露些,杨奚的特色似乎更内在些,按说前者应该更容易学。何以于今反而显得后继乏人呢?不但生行如此,在旦行中当前十旦九张的现象且不去说,只说四大名旦,如今最红火、再传弟子最出色的也是较难学的程派。这其中有什么奥妙?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值得研究京剧的专家们探讨,也值得戏曲院校的老师们深思。究竟是因为观众对马谭本人大亲切、太熟悉,因而对一些不到位的表演更易挑剔呢?还是他们二位的天赋条件太难得,以致无人可望其项背呢?抑或是他们的基本功训练太艰苦,以致使后学者视为畏途呢?
(摘自 《中国京剧》杂志 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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