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论”不无道理

《中国京剧》2003年11期发表了颜品忠先生的《“现代京剧”是京剧的异花变种》，2004年5期和9期又分别发表了余朗先生的《“现代京剧”本质上届于京剧范畴》和符文锦、潘立东先生的《“现代京剧”不是别的戏》等二文，看法与颜文针锋相对。笔者鲜明地支持颜文的基本观点。
区别不同戏曲剧种的标准是什么？一般公认的说法是唱腔和声韵。余文虽认为京剧的本质属性是京剧音乐，“其中首要的是以皮黄为主的唱腔”，但也承认唱腔“是包含特定的语音声韵的”。因为语音声韵是体现于唱念之中的，离开唱念，何以谈声韵？然而，颜文是在谈京剧与所谓“现代京剧”的本质区别，而二者的唱腔均以皮黄为主，所强调的自然就是语音声韵了，认为“唱念声乐中语音声韵的差异”和“伴奏乐器的差异”是二者的“本质差异”。作者指出，徽剧和汉剧也是以皮黄为主，但因为它们使用的是徽汉地方语音声调，所以不是京剧。
京剧声韵是成体系的，但它与其他地方戏曲剧种不同。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方音体系，而是一个包含鄂、皖、吴音和北京音等成分的综合语音体系。符、潘文中说：“方音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湖广(鄂)音"，其次是皖音、吴音等。他们大都反映在‘上口字"里面。”“所谓规范化了的‘上口字"总共只有888个(实则多数为古音)，占现代汉语字典一万多通用单字的9％，即使再加纯尖团字989个，也只占18％强，绝对替代不了京剧语音之主体。”此说并未把京剧声韵当成一个体系来看待，认为不过有为数不多的“上口字”和“尖团字”而已，错误是明显的。首先，他忽略了湖广音四声在京剧声韵中的重要地位。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包括调类和调值)的差异，是不同方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天津与北京相距甚近，语言差异却不小，四声调值是个主要方面；天津话如改用北京话四声调值来说，余下的差异就十分微小了。大家不妨试一试，“三国演义”四个字，只要把北京话“三”字的阴平调念成降调，其余三字仍按北京话念“天津味儿”立即就出来了。李少春先生的杨白劳念韵白，而且揉进了北京音，但不上口、不别尖团，难道就感觉不到和普通话的巨大差别了吗(这里不评价李氏韵白的优劣得失)？还有个重要方面即“十三辙”问题。“十三辙”虽是北方说唱文学的韵部，但这只是个笼统的说法，汉字在京剧和北方地方戏曲、曲艺的归类是各不相同的。它与根据北京音系归纳出来的“十八韵”，也有很大差异。如“一七”辙包括了“支儿鱼齐”四韵，“梭波”辙包括了“波歌”两韵，而十八韵的“庚”韵字，在十三辙中一部分归入“人辰”(非唇音声母字)。另一部分归入“中东”(唇音声母字)。虽然许多不同念法的字也都归入“上口字”，但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绝对数目而忽略其出现频率。举例来说，前后鼻音不分和舌尖前音、舌尖后音不分，是某些方言(如晋语)与普通话语音重大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统计这几类字的常用字绝对数目，也是有限的。因此，京剧改用普通话唱念，绝对不止是取消“上口字”和“尖团”之别的问题，而是整个改变京剧的语音系统的问题。
另外，符、潘文硬把推广普通话与戏曲艺术语言的音韵问题扯在一起，则更是不伦不类。推广普通话是国家既定的语文政策。但那是根据汉语是汉民族的交际工具这一特性制定的。推广普通话有利于不同地区的交流，有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但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消灭”方言。这与戏曲语言的声韵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符、潘文说“南方城市的小学生，见面一口‘京片子"”未免过于夸张，而且显然不知道普通话与北京话不是等同的概念。“最多再过50年，中国公民百分之百会说普通话”的说法也未免武断。笔者中学时代的外地同学，在北京居住了50余年，迄今都还保持着一定的地方口音。其实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把性质不同的问题硬扯在一起。如果说由于推广普通话的结果，“京剧语言中的‘湖广音"、‘(老)中州韵"迟早要朝着反方向消退出局”，那么中国三百多个地方戏曲剧种的语音岂不都该“消退出局”？事实上有些地方戏曲剧种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如晋剧唱念已开始以普通话为准：区分了前后鼻音和舌尖前、后音，并取消了入声，但这绝非正确途径。试想，如果广东粤剧、福建高甲戏等也都照普通话发音，将会出现怎样滑稽可笑的局面？三百多个地方戏曲剧种苦纷纷效尤，那它们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再加上现代题材，必然导致大家都走“话剧加唱”的道路，只是都用普通话唱着不同的腔调而已！
颜文认为，“做、打”的表演技巧的不同，是京剧与“现代京剧”的“非本质差别”，对此笔者倒有些不同看法。“做、打”方面的差异可以说是京剧与其他地方戏曲剧种的非本质差异，而对“现代京剧”来说则不尽然。这里的关键还是写意与写实的矛盾。表现现代生活，必然采用实景，表演相应地要采用写实手法，必然导致传统的虚拟性程式以及为表演服务的服装、化妆、道具等基本弃用；即使个别无实景的场子，也不可能搬用传统戏的手势、台步、身段等。当然，颜文说李铁梅、阿庆嫂不能再用梅兰芳先生的美妙手势，武戏也不能“耍下场”、“打出手”(包括“靠旗出手”)，而符、潘文却说祥子拉车时的“踢钩驾车、跨腿……翻身、云手”等是将传统程式融入现代生活，(似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要着眼于整个表演体系，不能只看个别技巧的运用。若只看个别，影视中的打斗场面也可借鉴京剧中的武打动作。谈及此，有人常喜欢用所谓“样板戏”说事。说实在的，“样板戏”的开打，充其量也只能表现那种“小米加步枪”的战争，两次海湾战争，双方士兵几乎还没见面战争就结束了，这又当如何表现？从根本上说，《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这些戏今天之所以还能演出，无非是沾了题材的光(打土匪、打日伪、打“美李匪帮”)，不然为何不把写“阶级斗争”的《海港》、《龙江颂》也拿出来演演？如孤立地把某个“样板戏”当个戏看，似尚有可取之处，因为其中毕竟凝聚着众多戏曲工作者的心血；若联系到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就不然了。当年在“三突出”理论的桎梏之下所塑造的英雄形象，都是些没有缺点、没有成长过程、没有婚姻家庭、没有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凌驾于群众之上的“超凡入圣”的“高、大、全”的人物。“文革”后批判“三突出”时，曾有大量文章对此作过深入透彻的分析解剖；近几年仍有此类文章问世。如今原封不动地搬演这些戏，无异于承认了在错误创作思想指导下照样能够搞出成功的作品来。不知道我们的理论界怎么会混乱到这种地步。许多三四十岁的青年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个“三突出”以及后来对它的批判与否定，把“样板戏”当作不加引号的样板戏：连第三届京剧艺术节末篇的标题也叫做“再铸辉煌”，而其内容则基本上是“样板戏”，还包括一些“京歌”之类。诚如张伯昭先生所言：“企图引进外来的东西，从根本上改变京剧姓‘京"的本质特征，这种认识已经和正在指导着当前的舞台实践。”(2004年9期《应将传统戏的整理工作进行到底》)
总之，京剧的“四功”包括唱、念、做、打，而所谓“现代京剧”唱、念的发音以普通话为准，完全改变了京剧的声韵系统；做、打方面，又受写实手法的制约，基本上抛弃了京剧的传统表演程式以及服装、化妆、道具等，这样的戏还能叫京剧吗？至于叫什么，根本没必要去管它，反正不是京剧。廖帆先生在《浅谈京剧文化艺术的定位和走向》一文中指出：“在孕育的近二百年的岁月里，它却能够将那么多的艺术形式如此协调的综合起来，使它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是代表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和中国古典精神的最好范例。京剧的古典精神是永世长存的，我们应该引导京剧走‘经典化"的道路”(2004年7期)。记得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曾有人提出了“分工论”，即中国有那么多戏曲剧种，不一定一律去表现现代生活。一些历史不太久、比较贴近生活的剧种，可以搞现代戏；而一些历史悠久程式化程度很高的剧种，则不适宜搞现代戏。这种“分工论”在极“左”的年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上纲上线”的无情批判；但认真反恩一下，它却是不无道理的。一些形成历史较短的地方剧种。表演本来就贴近生活，又基本上只为方言地区的群众服务，演现代戏无须改变其声韵系统，不妨搞一搞；而像昆曲、京剧等历史悠久、程式化程度很高，在国内外又具有深远影响的剧种，为什么就不能保持它们古典戏曲艺术的地位，非要丢掉它的本质特征硬去搞现代戏呢？须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因为新，而是因为旧”(翁思再先生语，2004年8期)！早在1929年梅兰芳先生访美时，美国人就要求他的演出“必须一切照旧，一毫不能更改”，所以廖帆先生意味深长地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不应该由美国人来告诉我们。”(2004年7期)
朱文相、王永庆二先生《振奋京剧文化群体之精神》一文(2003年5期)，把这种“群体”分为七种，“京剧艺术团体的决策和管理群体”是其中之一。今年9期的“京剧沙龙”，讨论的是传统京剧的挖掘抢救问题。却拟了个令人警醒的题目：《狼，真的来了！怎么办？》发言的京剧界专家一再呼吁：“民间力量来办这个事，但也要政府的政策倾斜、资金支持。”“政府要投精力、投资金，在文化领域合理运用资源。”“我们文化方面的钱怎么用。值得思考。”“对新编戏很宽容，舍得花钱，投资效益完全不考虑……”甚至喊出“继承不行，这个管理体制是要负责任的。”这些话不都是说给大大小小的“决策和管理群体”听的吗？连中国京剧院的吴江院长也承认，给张建国排一出《油灯灯开花》赔了很多钱，没人看，排一出《赵氏孤儿》没花什么钱，每场最少赢得五万元的票房收入。我们不禁要间，在当前体制下，谁有权决定做这种赔本买卖？谁有权决定斥巨资排那些狗熊掰棒子式的“大制作”、“政绩戏”？谁有权决定聘请那些根本不懂京剧的话剧导演来糟蹋京剧？谁有权决定传统京剧“不能参赛、不能评奖、不能参加京剧节、不能列入精品工程”？大大小小的“决策和管理群体”的认识上不去，京剧现状难以改变，前景堪忧。“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倒也威风八面，但不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研究问题，到头来可别做了毁灭民族艺术的千古罪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适时地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问题，我们期盼着新的局面尽快出现。

（摘自 《中国京剧》杂志 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