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节”该演哪个“京剧”？

由政府投资操办的“中国京剧艺术节”应该是由哪一种“京剧”唱主角？政府应该投资扶植哪一种“京剧”？不能在市场上存活，与传统戏一样需要政府投资的新戏，怎么证明你的创新是适应了时代，是有生命力的呢？故宫因为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由政府投资保护，而新造一幢商务楼也让政府花钱保护，造它干什么呢？
“中国京剧艺术节”已经连续举办了4届，很明显，主办者是“一边倒”的倾斜于“新编戏”，而冷落传统戏的。所谓“京剧艺术节”实质上是“京剧新戏节”，传统戏的演出不仅量少，而且只能作为“展演”节目，不能参加评奖。仅有的一两台传统风格的节目，还必须是新编或改编的，只有本届增加了一项“武戏擂台赛”，使传统戏的份额略有增加。在这种规则的制约下，各地京剧院团的投资重点自然也就倾向于新编戏了。
如今的新戏创作者，往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舆论一批评他们的作品背离了传统戏曲的精神或规律，他们就声称自己是为京剧寻求“生路”。而事实上，在今天，无论是传统戏，还是新编戏都是没有完整的市场生存能力的。我不知道，现在哪一个院团能够完全离开了国家的资金投入而生存。这并不奇怪，京剧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政府投资扶植是完全应当的，由政府投资举办京剧节，集中展示京剧艺术的魅力，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京剧，那更是善举，只是政府的资金投入应当考虑投资安全和投资回报。我说的回报，不是指演出一定要收回多少资金，而是指政府通过这种投资所实现的文化价值。
今天，谁都会说“京剧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然而，使京剧成为“瑰宝”的究竟是什么？是《空城计》、《宇宙锋》、《四郎探母》、《挑华车》、《锁五龙》……这些经过几代艺术家千锤百炼，承载着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传统戏，还是如今那些争新斗奇，满是新观念甚至新名词的新编戏？我想，两者之间谁有投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外国政府或许会投资扶植交响乐、芭蕾舞，大概不会去投资实验戏剧，去投资摇滚芭蕾《罗密欧与朱丽叶》。
也许有人会说，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政府应当扶植鼓励。其实，这种创新是极端高风险、高损耗的。数十年来，京剧以及昆曲等古典戏曲，政府及国家院团投入了多少巨资（如今一出戏投资200万，媒体居然赞誉是“小成本”），排演了多少新戏？不讲能否传诸后世，就是今天在舞台上还能演出的又有几出？既然连戏都保不住，这种投资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其实，高损耗不止在新戏的存活率极低，更大的损耗还在于它挤压了传统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造成了传统艺术资源的严重流失。政府的文化投资的取向实际上也体现文化政策的倾向。多年来对新编戏连续不断的大投入不仅自然减少了对传统戏挖掘、整理、演出的投入，减少了对演员传统技艺的培训，如今传统剧目失传，传统表演艺术退化早已成为京剧的严重问题；而且，由于新编戏的速朽招致诸多批评，为此一些政府主办的评奖活动和艺术节，规定必须演出满若干场方有评奖资格，结果招致更为严重的恶性循环。许多剧团为挤入评奖圈，不惜工本凑场次，不仅加大了投资成本，而且进一步挤占了传统戏的学习、排练和演出机会，对传统京剧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许多新戏的倡导者都强调是继承了前辈艺术大师的革新精神，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大师们的一生既有大胆的尝试，也有深入的反思，绝不可能一败再败，创新不已。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人会这样不计回报为他们的“创新”买单。他们的新戏都是经受了市场考验才能存活的。所以，今天的创新也应如此。既然号称是适应时代，是为京剧求生存，那么就应该完全走向市场。如果与传统戏一样需要政府投资，怎么证明你是有生命力的呢？
因此，我认为政府文化部门应当调整对京剧的投资方向：传统戏因为它举世公认的文化艺术价值和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应当实行政策倾斜，重点投资保护，加速抢救；创新实验因为其艺术价值之不确定，应当自负盈亏，自生自灭，对于真正有市场、有价值的新戏，政府可以奖励。如此则京剧幸甚！

（摘自 《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