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桂秋是与四大名旦齐名的菊坛耆宿。因他长期在南方演出,和我这个久居北京的戏迷家庭本无交往,不想我和他相识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
那是1958年,全国掀起整风运动,黄为旁人问题所累,受到处分,原来由他率领的秋声京剧团解散,他也调到新民京剧团,待遇一落千丈。这时我初到“新民”任编剧,对此深感不平,公开不敢说,只在无人注意时,轻轻地叫他一声"黄老师",表示同情,就这样彼此熟识了。
黄虽身处逆境,并未萎靡不振。头衔是没有了,可艺委会需要这样的艺术家,每次开会都少不了他。黄也敢于知无不言,凡经他指点的剧本,舞台艺术无不大有提高,为了一个自负盈亏的剧团,争取到很多观众和荣誉。但在那极"左"的年代,受处分的人,只要开口,即使意见已被采纳,也难免招来冷言冷语。我觉得怪冤的,曾悄悄关照他,少发言为妙。他却摆手说:“我这是凭良心,恨铁不成钢。”还是我行我素。
“新民”为了参加1959年京剧汇演,决定由我执笔改编《杨家将》(包括《打潘豹》、《金沙滩》等折子戏)。艺委会讨论提纲,有了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萧后是侵略者,不应照搬《探母》中的模式,应该丑化,另一派以扮演剧中杨继业的迟世恭为主,认为萧后的形象已经观众认可,不宜面目全非。当时我受宁"左"勿右的思想支配,违心地表示采用前者意见。
会后,我到清真饭店吃饭,恰巧黄桂秋在那里。他见面就说:“沈同志,萧后在天庆王死后,是辽邦一国之主,写人物要符合身分,不能丑化。”我轻声回说:“怕人说我美化反面人物。”不敢多谈,就走开了。黄追过来也轻声说:“编剧对戏要负责,您身上没问题,可以自有主见。”我似有所悟,遂大胆改变了主意。
汇演前,照例在天蟾舞台彩排,招待各界人士,听取意见。我坐在台下看戏,忐忑不安,直到由黄扮的萧后出场,得了碰头好,唱罢[粉蝶儿],又是满堂彩声,说明观众并无异议,我方松了一口气。后来此剧不仅避免了闹笑话,而且获得各界好评,连满四十余场。我不由心中暗暗感谢黄老师。他那坚强、勇敢、对艺术负责的精神实在难得,令人钦佩。这在当年是个秘密,现在可以说出来了。
(摘自 原《戏剧电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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