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戏缘
老钱从“天外”飞来
“文革”期间，学校“停课闹革命”，平阳县师生在社会上冲冲杀杀达三四年之久。1970年，上级指示“复课闹革命”，师生回校，一边学习，一边继续搞“斗批改”。
“斗批改”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学校遵照“五七指示”精神，进行了彻底改造。过去是学校办工厂，现在改做工厂办学校。“平中”由平阳县化工厂接管，“工宣队”进驻学校各部门，校名改作“平阳县化工厂五七中学”，简称“平化中学”，俨然成了工厂的一个部门。学生按军队编制，不再叫班与级，改叫排与连。
此时，平阳县“军管会”已由新成立的县“革委会”代替；原文卫办公室拆分成文化、卫生、教育各办。我留在县“教办”（教育革命办公室）干了一段时间，感到政府工作很不适应我喜欢独立、自由的个性。再说自己本来就没有从政念头，抽调我去“军管会”与“革委会”干行政，完全是“历史误会”，就趁学校复课机会，要求回到中学继续当我的语文教师。住处也从越剧团宿舍搬回学校“实践楼”，重新过起从前那种几与外界隔绝的校园生活。
“实践楼”旧景（今已拆除）
停课多年，学校已没有在校生，“平化中学”一下子招进12个新生班级，编成12排，清一色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大小、高低参差不齐，年龄跨度从十三四岁到十八九岁，由五届（1966-1970）小学毕业生和社会失学青少年堆积而成。这是“停课闹革命”编就的一道教育奇观。学生班长称排长。学校指定由我带领二连第8排，不详自己身份名目，学生照旧称我“班主任”。每排另配备一名“工宣队”成员把关，地位相当军队指导员，不过师生还是直呼他为“某师傅”。
每天早上第一课，延续“文革”旧例，坚持“早请示”、“天天读”，由“某师傅”带领全排学生诵读“最高指示”。“某师傅”特别认真负责，希望大家多读点“红宝书”，别人领读《毛主席语录》，少则三五条，多则不过十来条，“某师傅”思想境界比人高，竟多达三四十条，甚至五六十条。那时候，人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学生感到茫然，不知“某师傅”领读的这么多的“最高指示”中，究竟哪一“万句”是针对今天情况的。
经过“文革”洗礼，文化、知识成了垃圾，读书人成了耻辱的代号，社会上“读书无用论”泛滥成灾。虽说学生回到学校复课，却无心听课，课堂吵吵嚷嚷，教师工作的第一要务，就是维持课堂秩序。学生的心根本不在学校，人人都在想方设法，寻机会去当个工人或者职员，摆脱成为“臭老九”的后备人员。排里三天两头有人退学，学生越读越少，使人感到当个教员真是多余的存在。
语文课教材，除“老三篇”外，其他多是“斗批改”内容以及宣传英雄事迹的报道。满纸是革命、主义、斗争、批判、打倒一类措词，少见智慧、创造、发明、天性、童趣这类语词，友情、爱情、亲情、风花雪月、草木虫鱼等话语，基本绝迹。
教这些课文，不需太多参考资料，下发的教学大纲已给列出条条，照本宣科就行。况且也没法找到参考资料。经过“文革”扫荡，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已所剩无几。一些旧书刊，被当做“封资修”材料，打捆丢弃一旁，或干脆当成废纸卖掉。我本人多年节衣缩食购置的数量不少的私人书刊资料，经过红卫兵“破四旧”和学校寝室被武斗群众占用的先后清洗，已经荡然无存。
我教语文课的唯一工具书，是公家发给的一本《新华字典》，上头盖有“平化五七中学公用图书”专用章。这本小字典在我手里翻来翻去成百上千回的使用，弄得破烂不堪。我对它很有感情，舍不得丢弃，让它长年跟随着我，长久地站立在我的书橱中。这是系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制造文化大扫荡的苦涩记忆，就像拾到的一片严冬败叶，当做留念旧物，永久封夹在我记忆的书页中。
另外，还有学校分发给每位教师代做粉笔盒用的一个铁制小烟盒。盒盖上印有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主角杨子荣巍巍屹立、气吞山河的形象。让“革命样板戏”英雄形象站据每个角落，把中国千年传统戏剧形象全部扫除干净，这是“文革”文艺“斗批改”的丰功伟业。这个旧物留下一块中国戏剧文化专制年代的斑影，同样值得我永久存念。
新华字典与粉笔盒是文革“斗批改”的留念
按照毛泽东有关教育革命的“五七指示”，“学工”、“学农”、“学军”是学校教育的三项主要任务。“平化中学”的“学工”条件很好，因有大工厂“平化”作依托。“平化”厂把制作化肥包装纸袋的工种交给学校，卷纸、裁纸、糊纸、粘袋四项作业，构成一条生产流水线，正好用来打发一排四分队一周两天的“学工”任务。
上“学工”课时，“工宣队”队员做技术指导。我的职责是“监工”——把关成品质量和调度流水作业进度，避免出现次品与窝工。想想自己从曾经的“天之骄子”到如今的“灵魂工程师”，从先前的金工车间钳工到此刻制作纸袋“监工”的经历变迁，感到一个人一旦与知识分子为伍，思想改造的道路，就会变得漫漫无边，“学工”的日子，亦将遥遥无期。
“学农”条件也不错，学校后面的凤凰山，提供大有作为的天地。早些年，在“农业学大寨”口号下，学校把后山坡改造成大寨式梯田，一眼望去，算不上浩瀚壮观，也够成规模。一年四季，山间竹笋拔节，麦子飘香，油菜泛绿，土豆、山芋、地瓜等果实愣头愣脑地破土而出……，加上山间不断传来的锄头掘土的嚓嚓声、粪桶撞击地面的咚咚声和劳动师生的谈笑、吆喝声，构成一幅幅生机勃勃的“学农”图景。
“凤凰山”一角
难的是“学军”。解放军战士来学校，在操场带领大家“一二一”地走队形，还算好学，通过观礼台的“正步走”，也还凑合，最难的是“拉练”——把队伍拉到外头“练兵”。 时间长，辛苦多，要求高，做到不容易。
1970年12月间，“平化中学”全体师生参加“拉练”。从学校出发，目的地在四五十公里远的“桥墩镇”（今归苍南县）。学生们听说要在两个半天内连续步行100来华里的路，赶往10年前被一场台风暴雨冲垮水库，造成三四千人丧生的骇人之地，一路上还有很多“军纪”要求，比如：要始终保持队形，不能掉队；整肃行军纪律，不许谈笑；人人行装整齐，实物都要随身亲带；等等，个个眨起眼睛，吐出舌头，心想这下子可来真格的了。
出发那天下午，我跟排里学生一样，把背着的铺盖叠得四方八正，见棱见角。挎包挂在肩头，用皮带固定在腰间，防止走路晃荡。拴在包带上的水壶、口杯，提在手里的脸盆、洗漱用品，任其撞击，叮咚作响，正好用来节拍军步，壮壮军威。还有头上戴的草帽，脚下踏的操鞋，身上穿的衣裤等细节，都一一设法使它接近军人派头。心想为人师表嘛，就该打头做起。
师生们步伐刷刷地走出校门，沿着宕垟河边的公路，昂首阔步前进。走到“平塔”处，拐个弯，朝着鳌江区方向挺进。
“平塔”与宕垟河
“行军”10来公里，队伍出了鳌江区，开始涣散了。排里学生有大有小，性别有男有女，体力有强有弱，这些差距，把队伍渐渐拉开。学生走累了，队形变成了三五成堆，而且还一路谈谈笑笑起来，简直“溃不成军”。
我跟几个体弱的小女生落在了队伍末尾，哪能管得了全排队列，哪能想得起行军前自己振振有词宣布的那许多“军纪”。自顾尚且不暇，“为人师表”，“打头做起”，暂时收起吧。
傍晚，队伍到达灵溪镇（今苍南县城），约为行程一半。师生集中灵溪中学操场，稍作逗留，等候晚餐。这时，我的双腿像被锯了似的疼痛、僵硬，一屁股坐到石头台阶上，真不想再站起。我看到一些男生利用这短暂的停留时间，在中学篮球场上打起了篮球，又抢又跑又跳，一点儿也不感到疲惫和劳累。我对他们的青春活力很羡慕，感到年轻真好。
其实那时我也还年轻，30岁刚出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我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身体从没患什么毛病，对吃药、打针、住医院这些事，根本没有概念。再说自己平日又是个很爱运动的人，是校操场、凤凰山、宕垟河的常客，打球、跑步、登山、游泳、跳水，样样都行，还兼任过学生游泳教练和田径队指导，有时还到体操房给学生露一手，秀秀体操技巧的“高难动作”。我只是感到自己的行走、快跑能力不如常人，对此，自我解释是，骨力不如弹跳力，跳远可以跳过5米之外，百米跑步永远没有跨过14秒大关。殊不知一种困扰我今后大半生的肢体免疫性痼疾诱因，已在我身体里悄悄安营扎寨了。
师生们在灵溪中学教室内宿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起来，继续“行军”。好不容易走完下半程，来到军营驻所。所谓“军营”，就是在桥墩郊外叫“小沿村”的荒土上临时搭起的简易草棚，甚至有用牛栏、猪圈打扫出空地，铺上一些稻草做成的“卧铺”。
桥墩郊外“小沿村”（此是女生所住屋子，男生住在屋后草棚内）
我跟男生住在里头，晚间学习解放军轮岗放哨。每岗两人，一岗两小时。在悄无声息的荒间夤夜，手握木棍当枪支，瞪大警惕的眼睛，使劲去想象随时会遭遇“帝修反”偷营袭击的可能。
夜深人静，百无聊赖，加之深冬冷夜，这是很难熬的两小时。调皮的值岗男生，把我给他们计时用的手表时针偷偷往前拨，好让别人早点来接岗。结果你拨几刻，我拨几刻，一夜加起来，“黎明”撤岗时间早到了好几小时。当“号兵”吹响起床“军号”——叫子代替，这才发现还是深夜。大家个个心知肚明，哄然大笑，于是继续躺下再睡，帝修反的“假想敌”，也置之度外了。
白天劳动任务是去桥墩水库工地掘土、挑泥，十分劳累。散工回来，大家把工具一丢，即刻躺倒在草铺上，一边喘气，一边思量自己学成人民战士那样铮铮铁骨是多么不容易。我四脚朝天躺在地铺上，眼睛盯着草棚顶上结队爬行的黑蚂蚁、小甲虫，看这些“梁上君子”如此信步闲庭，悠然自得，不免对它们产生起无限敬慕和崇拜。
就在大家一天天计算着“学军”何时可以到头的日子里，一件我完全意想不到的巧遇、奇遇发生了。
一天傍晚收工，我同几个男生杠着锄头、挑着箩筐从工地返回“军营”。在路过桥墩那条叫做“十八间”的狭窄的街面时，迎面过来几个穿着跟当地人不太一样的男子。其中一位穿着淡黄色风衣，戴着风帽的人，手里还拿着一把套着琴袋的胡琴，更显得特别。
我特地多看了他几眼，天啊，这不正是我分别十来年的杭大同室老同窗钱苗灿吗？真是天外飞来！在省城工作的老钱，怎么会跑到这山间小镇来？我几疑是梦中情景。
钱苗灿先生近照，笑嘴常开，开朗依旧
老钱似比我更加吃惊。他见我头上耷拉着旧草帽，肩上挑着劳动工具，满身泥浆，灰头土脸，待认清确实是我后，惊讶得“哎哎”、“呀呀”地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通过简短交谈，我才了解，老钱如今已不在大学毕业分配的杭州越剧团担任编导了，而是去了浙江省艺校教书。他舍弃自己原本选择的戏曲团体，原因不及细问。他这回到桥墩来，说是为替学校招收戏曲班新生。因为要面试音乐，所以他得带着胡琴。浙江省艺校境况跟“平化中学”相似，也复课不久，也刚刚恢复招收新生。由于“文革”把以往文艺批得很臭，家长对送子女学文艺兴趣不高，生源不足，学校放低身段，这才派人跑到桥墩这冷僻的山区来招生。
老钱在听说我在平阳中学教书，这回是带学生来此“学军”的简单介绍之后，不禁笑道：“还好，还好！”
我揣摩老钱这话的“潜台词”，好像在说：“看你这衣帽不整，灰头土脸的人样，又杠锄头，又挑箩筐的狼狈相，我还以为你是个‘文革’中的倒霉蛋，是发配到这山区的劳教分子，幸亏是我弄错了，还算好，还算好！”
第二天一早，我安排了学生劳动任务后，忙里偷空，抓紧去了趟老钱入住的那间位于“十八间”路面上的招待所。多年不见的老同窗，有如此奇遇，我得跟他再好好聊聊。我对老钱大学毕业后一直干他喜欢的戏曲职业很感兴趣，希望了解得更具体，还想听听他的“从艺”感受如何。
老钱住过的招待所如今还保留如旧
很不巧，老钱正忙手忙脚地收拾行李，还俯下身子，使劲寻找那顶掉在床底下的风帽。桥墩的招生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他和同事马上要动身离开这里，不容久谈，只是说：“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我们就此匆匆告别。
老钱来了，在这特殊的日子、特殊的环境里，再一次因为 “戏缘”牵引，跟我不期而遇。老钱走了，顷刻云飘烟溜而去，留下一个没头没脑的“戏缘”话题，它勾起我十几年前跟他一起搞“戏改”的种种回忆。追思，回味，向往，心底波澜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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