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少春

1975年9月21日父亲去世了。二十年过去了，我从来没说过什么。前些天，一位热心的朋友要给父亲出本传记，兄与姐妹推选我在书中谈谈爸爸。我忽然发觉自己已经说不出许多，我好想爸爸，眼前经常出现他那愣愣痴痴的一脸的无辜与问天的表情，除了心里的酸痛，话与记亿似乎都已被残杀得支离破碎，连哽咽都是挖了好久好久断断续续地成不了一个声音……
看到一本名人录上父亲的履历，我努力地琢磨着：1919年农历9月12日父亲出生于上海，7岁启蒙幼功，10岁登台，后拜陈秀华先生习文戏，丁永利先生习武戏。19岁即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击鼓骂曹》、《两将军》与“猴戏”，一饱而红。随后拜了余叔岩先生为师，曾创建了“群庆社”、“起社”、“中国实验剧团”，后改编为“中国戏剧研究院”，就是“中国京剧院”的前身。36岁即参加“中国京剧院”，任团长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1975年9月21日去世。看着这份履历表，一时间有些恍惚，这就是父亲的一生，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位“人物”，两百个字交待完毕一生的“巅峰”、“荣华”与“浮沉哀恸”。这中间还有“文革”的冤屈，一切都在这两百个字里诉说完毕，而我是他的儿子居然想不起该怎么开口……
我的记忆中爸爸不爱多说话。即使是开完批斗会带着一堆莫须有的罪名及要交待的题目回来，除了发愣他仍不多分辩，即使传达江青的批示“李少春艺术上很有能力，要控制使用”他还是默默无语，在“要控制使用”的政策下，又得到了剧团主管的指示“你编出来的东西你觉得不像李少春了就对了”。我看得出他内心的苦痛，我们家人清楚爸爸对艺术是多么认真不苟。他勤奋好学，博采众长。他常讲“不怕练功苦，就怕苦练功，不能傻练要动脑子”。“不要只看名角戏，什么戏都要看，每个演员都有特点和长处，好的学过来，不好的引以为戒"。在艺术上爸爸一生都在追求、探索、创新。"每个人擅长的条件不同，要尽力发挥自己的条件才能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别人好的不能死学硬套，要学来我用”。这是他经常的教导。在《野猪林》“白虎堂”中一句“八十棍打得我冲天愤恨”就是借鉴周信芳先生常用的腔，唱出了“李少春风格”。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在《大闹天宫》中多加点“化学把子”即扔刀、扔枪、耍出手，更能博彩。他说，“我是上海滩出来的《金钱豹》的底子，化学把子难不住我，可得看用在什么地方，这就叫风格”。
爸爸的艺术成就是与他平时的“谦虚谨慎”、“追求上进”分不开的，他认真听取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与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一起探讨、切磋美声唱法与京剧唱法的结合；与舞蹈家资华筠、赵青共商京剧形体动作和技巧在舞蹈中的运用和效果。有人建议他演《白毛女》中杨白劳身藏卖女儿文书回家后，左手托着一碗饺子，右手拿着筷子，心情沉重地吃不下去，这时杨白劳手拿筷子的姿势与一般人一样，会显得太漂亮了，如整个手心向下，四指全在筷子上头，反而更能衬托出这位贫苦农民的朴实和他沉重压抑的心情，爸爸照这个建议改了。他认为“演员必须能折叠换胎，演什么像什么”。《击鼓骂曹》中祢衡小锣打上后一个甩袖，要甩出“祢衡”儒者的傲气；《三岔口》中任堂惠的“四击头”上场，他改成“回头”上更显出“三关上将”的气度。爸爸在事业上雄心勃勃，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他原计划要把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奥赛罗》搬上京剧舞台的。 在我的记忆中每次他演戏赴剧场之前，不管是多熟的戏都看他坐在那里深思一阵，问他在想什么，他讲：“在‘过电影"把戏从头顺一遍，试着找出一些新鲜感，与深度理念……”。“演员没有轻松的时候，要看、要记、要想”，他常这么讲。在《野猪林》中林冲山神庙“大雪飘”一段唱，是他年轻时在家门外常听到一个要饭的这么喊着“行好的老爷太太呀，你们有那吃不了的剩粥剩饭哪，赏给俺一口吃吧……”他就根据这个调子编出了这段哀怨深沉的唱段。
爸爸不是专门做学问的，但是他书房里的书籍种类繁多，有哲学、历史学、导演学、表演艺术、中外文学名著等等。他的书法与国画也曾得到很多行家的赞赏，很有创意。他常提起齐白石先生所讲；“书画与舞台艺术一样，要让观众在众多表演者当中看到你的作品，或表演时停住仔细欣赏，留下印象，这就需要功力加与众不同的创意。”
1966年夏天，我们隐隐约约听到了些要搞"运动"的风声，那天爸爸回家说要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他在整理行装，行步之间似有些心思，临走时对母亲讲“你要小心身体……”从此近一个月没见到爸爸，再见时，是红卫兵抄家，他被押回来看着，传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的故事。爸爸的头发被剃光了，长出薄薄的一层，胡子长长的，清清楚楚全白了。
过了几天，学校集合整队出发，去参加“中国京剧院批斗李少春大会”，我想了很久，实在是放心不下，也骑车来到了北池子大街中国京剧院院部小礼堂，我躲在最后面，紧张得喘不过气，一声“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李少春押上来……”我已木在那儿，在一阵震耳的口号声中，爸爸被三个人押着急步走上了台。这时居然有人说：“嘿，脚底下真溜，看得出有功夫。”爸爸手上举着一块大木牌，上写“反革命分子李少春”好久好久纹丝不动，同一个舞台，爸爸演出了不同的戏码……我只有恐惧和心痛。
爸爸是十分内向的人，他很喜欢孩子们在他面前玩闹，或争执些问题，或讲些笑话，虽不插嘴，但会露出开心的笑容。另外他总是衣着整齐，即便是在家里，就连抽烟、闲聊天都不放松他那挺拔的气质。当我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被“劳动改造”的他在太阳底下穿着被汗水湿透的短衫，登高梯砌墙，踩三轮平板车运砖，走路总是低头直视，恐其被人讲有不服气心态时，真是心痛。为了安慰家人，他常告诉我们在干活中找到了什么巧劲……我们提心他受过伤的腰能否撑得住，他深沉地说：“人只怕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一句白话而深切的言语，多少年来常在我脑中回响。
爸爸的心很细，又过于含蓄，他被关在“牛棚”时我们每天给他送饭，他捎信回来要多准备些饭菜，我们以为他由于干活饭量变大了，后来听范钧宏先生(剧作家)对我讲：“你爸爸是个好心人，为别人想却不说出口，他知道在‘牛棚"的时候我家情况很差，只能吃食堂领的饭，我的饭量又大，你爸爸每天都过来说：‘钧宏，帮帮忙，太多了。"我知道你爸爸的意思。”
爸爸从“牛棚”里被放出来回家的第一天，我记得他要亲自下厨，做个菜叫“鸡素烧”其实就是大杂烩，白菜、粉丝，加牛肉，不怎么好吃，可是这大概是我们记忆中头一次吃他做的菜，妈妈和我们又开心、又心酸。
爸爸真是变了好多，他的话更少了，他常常整个呆愣在那里，不知他在想什么，看得出他每天早上出门时那紧张不安的情绪，晚上回家后那无神无力的神情，也不知用什么话去安慰他。那么一个爱戏的人，一听到戏就躲开，我知道任何戏剧艺术上的考验都难不倒他，但是眼前这份“冤”他不知怎么讨回，他迷悯，困惑，-我几次听他喃喃地说：“我想不通……”他想不通的事情一定太多了。“哀莫大于心死”爸爸后来安眠药吃得很多，我们劝阻，他讲：“我是多希望糊涂一点……都知道我是糊涂的也好了。”实际上，那也是他的一种逃避与解脱。
为了能分散他一些沉闷的心情，我曾刻意找些戏上的问题向他请教，甚至质疑，这时候他还能恢复些活力，还能看到些过去的自信心，那阴暗神情渐有消退，我深深体会到爸爸与艺术是分不开的。
电影《活着》里面那位孕妇被误诊而死，生活中又何常没有?那天傍晚，爸爸觉得头晕，半边感觉有些偏重，送到医院急诊室，诊断为脑溢血，打上了点滴，病势反而愈趋严重，直至昏迷不醒。我们请了位301医院的医生来看看，那医生小心地说：“我怀疑是‘脑血栓"请主治医生最好再确诊一下。”经过抽脊髓化验，确诊是“脑血栓”，两种相反的诊断，相反的治疗，立即换药………一切都太晚了。爸爸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去了。临走前除了一句：“我不放心玉兰和孩子们……”再没有说什么。
爸爸不放心妈妈，妈妈又岂能放心爸爸呢?相隔一年妈妈也追随而去了。“少年夫妻老来伴”，他们曾共同度过“相亲相爱”“美好”“风光”的时代，又曾经历过了“相依为命”相护牵动着心弦的艰辛日子，可以讲“甜、酸、苦、痛”的生活他们都已尝尽。妈妈可算是爸爸在艺术创作上的顾问，爸爸总是把他创作出来的唱腔或想法唱、讲给她听，然而妈妈还总是有很多意见提出，并且常得到爸爸的赞赏：“不愧为四块玉之称”(妈妈侯玉兰是著名程派演员，早年毕业于“中华戏曲学校”，同李玉茹、李玉芝、白玉薇一起有“四块玉”之称)。
我想爸爸的一生到临终，他没能看开，看透，他的“南柯戏梦”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撼恨。“他没有过错，却遭到这般折磨”，“他诚心待人，后来却如此待他”，“他凭才艺而拔尖，却被这样使用”……我是他的儿子，我能慰藉的也只就这几千字的追思？……我细细琢磨，如今我身在异国，求生计，再演戏竟有一些原因是为了父亲……只不过直到他死，我都没有告诉他我有多么崇拜他，敬服他，还有爱他。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爸爸真的看透一些，他会不会走得平静些？
谢谢这个机会让我好好回想这些，以表达我对父亲衷心的爱戴和怀念。

1995年6月26日

（摘自 《博美精新--李少春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