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头",本名汪桂芬,字艳秋,又号美仙,是清末著名的京剧演员。因为他的脑袋长得特别大,人们就叫他"汪大头"。

"汪大头"初学老生,后因嗓子倒仓而改拉胡琴,长期为程长庚演奏。后来刻苦练嗓,登台唱戏,形成高昂激越、慷慨悲愤的艺术风格,自成"汪派",在剧坛大放光彩。但汪挂芬脾气耿直,刚正不阿,又任性率直,不谙世事,唱戏看"人头",只要不对他的心思,他说不唱就不唱,有一股犟劲,任凭是谁都劝不动。尤其是侍候王亲贵族的"堂会"戏,他一概严辞拒绝,常常弄得前来邀请的人下不了台。

有一次,某亲王召他去家中演出,汪桂芬不动身。某亲王勃然大怒,派人把他捉来,像程长庚一样,也被锁在戏台旁的柱子上,逼他去应差。"汪大头"天生傲骨,软的不吃,硬的更吓不倒他,绝不屈服于淫威,大声地说:"我头可断,戏绝 不唱。"

又有一次,慈禧太后委派专管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大臣继禄前来邀他入宫唱戏,这在一般演员,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汪桂芬也不应允,气得继禄大骂说:"宫里请你去唱戏,是看得起你。你不去,真是不识抬举,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的。"汪桂芬听了,嘻笑着说:"我是奴才,本来就没有出息,所以只能学唱戏。如果有出息,我就不会当戏子,也像你一样,成为天子驾前的一位大臣了。"这话把继禄噎得好半天才喘过气来,却也只能干瞪着眼,拿他没有办法。

"汪大头"性情倔强,不合潮流,很容易得罪人,"生意"也 萧条起来,常常弄得家里揭不开锅,只好到天津和上海等地演出,以维持生计。可是,外地的"码头"也不好闯。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汪桂芬在天津"鸣盛茶园"演出。戏开演后,场内坐满了观众。他从幕帘后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心中十分高兴。不久,轮到他上场了,场内的一些观众却离座而去。戏还没演完一半,观众差不多都走光了。这使汪桂芬非常着急,在台上大卖力气,扬开他那宏亮激越的大嗓门,欲留住观众,可还是不顶用,观众照样退场,场内几可罗雀,弄得他好不懊丧。谁知"屋漏偏遭连夜雨",戏院老板也对他冷嘲热讽说:"你这叫唱戏吗?你上场,人都走了,有这样演戏的吗?你还摆出一副名演员的架势,好不害躁!"几天后,这个老板终于忍不住了,竟拉下脸来,扣了他的包银,打算把他赶出戏院。汪桂芬百思不得其解,面临着艺术生涯的危急关头,抛出了"杀手锏"--上演自己最擅长的《文昭关》,以争取观众。果然,海报刚贴出,观众蜂拥而至,把戏院挤得水泄不通。汪桂芬心里很高兴,从戏一开始,就使尽浑身解数,全力以赴,唱念做打,字字情真腔圆,招招潇洒漂亮,观众的掌声不绝。演至全剧最精彩处,是他最为得意的唱段《叹五更》,以前要是唱到此处,台下总是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但这次没想到当他张口刚唱了几句,台下的观众不但不鼓掌,反而陆陆续续离场,不一会儿,只剩下寥寥无几。对观众的如此"冷场",汪桂芬痛心得几乎要哭出声来。等到演完戏,他的精神接近于崩溃了。

其实,"汪大头"在天津演戏遭观众遗弃,并非是他的戏唱得不好,个中原因,他却一直浑然不知。直至很久以后,他才明白真相。这也许是对他不谙世事的一种"报应"吧。原来,当初他在天津唱戏时,恰逢"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人们害怕打仗,人心惶惶,那有心思看戏。冲着汪桂芬是京剧名家,来津演出一次又很不容易,他们又怕错过这一难得的机会,所以在白天都去买了票。晚上坐在戏院里看戏,心中却惦记着时局。那时,社会上天天谣言纷飞,什么"外国人己打了进来啦"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家里人不放心,到剧场把看戏的人一一找回来。戏院老板明知此事,仍然逼着汪桂芬上台卖命,以赚取大把大把的钞票。这就是戏院天天票卖光而人却冷场的根本原因。耿直的"汪大头"对此毫无知觉,一直蒙在鼓里,像猴子一样遭戏院老板耍弄。看来,旧社会的"梨园"艺人不仅要有精湛的演技,还应具备洞察世事的能力。

这样才不会上当受骗,被人欺侮。

(摘自 东方出版中心 张兵著 《中国古代梨园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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