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京剧表演艺术家、 教育家孙毓敏

新千年的第二个星期日，来自云南、成都、济南、烟台、上海、锦州、江西、南京、石家庄、天津、湖北和北京等全国十几个城市京剧院团的30多名荀（慧生）派弟子和再传弟子汇集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汇集在她们的良师益友、北京市戏曲学校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表演艺术学院院长孙毓敏身边，伴随着不停的闪光灯，伴随着一句句真情实意地感谢和祝福，献上了她们的鲜花、美酒和一个精美硕大的花蛋糕，上面用粉红色的奶油堆积成11个字："庆祝恩师孙毓敏60华诞"。当孙毓敏当着亲朋好友和学生的面要吹灭蛋糕上那60支蜡烛时，我看到她闭上了眼睛，眼角闪动着激动的泪花，她默默地思念着，祝愿着，想往着……。因为在这60支烛光中包含着她前半生的血泪经历，浸透着她60年的人生体验。60年来，她曾经失去了父爱，失去了母爱，失去了一切人的爱；为了爱，她17次卖掉身上的鲜血，为了爱，她被迫走上了绝路。为了爱，她历尽千辛万苦与坎坷的路程。今天，她沉浸在家庭、师生、同志、朋友的热爱之中，她怎能不激动，不落泪？然而，她不会忘记，60年来，在她需要爱的时候，从她景仰的老校长到普通的清洁工；从中央文化部长到学校的师长都使她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在她失去爱的时候，她也感受过非人的虐待，更体验过"落井下石"和"破鼓乱人锤"的味道，切身体验过对人生的麻木、绝望，甚至是死亡的悲哀。这时我似乎明白了，她为什么给自己的自传体报告文学一书命名"含泪的笑"。因为遇到多么高兴的事情，她也忘不了那辛酸的往事，越是兴奋，越是心酸；越是高兴的时候，她的泪水越是止不住。

而且就在她的弟子们倾诉着对老师的衷心祝愿时，孙毓敏的妹妹孙毓玮举起了酒杯，说："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么多荀门弟子自发地给我姐姐办60大寿，我真替我姐姐高兴，所以我首先替我姐姐谢谢大家，我今天也想当众表达一下我的心情，我们从小被父亲遗弃，母亲又在浩劫中被迫害致死，我的姐姐尽管也很困难，自身难保，却一直像妈妈一样爱护我，照顾我，几十年来，相濡以沫，真是老姐如母啊……"这时她已是泣不成声了，在场的人也都鼻子一酸，潸然泪下。那是因为在座的人都知道，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对孙毓敏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如果当你知道这位堂堂孙校长那不堪回首的过去，体味到她60年的辛酸苦辣，你不但会感受到她60年来为人处世的艰难，甚至会发现她今天能够站在你的面前就是奇迹，就是理想和力量的象征！今天我们都看到她身上那一道道绚丽的光环：从中国戏剧"梅花奖"到全国"梅兰芳金奖"大赛的金奖；几乎囊括了近20年来所有的最高嘉奖；她连续荣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以及艺术家、教授、作家、教育家、学者……，然而谁能知道，在这些光环背后的那意想不到的往事……。

我不姓杨，我要姓孙

痛苦的童年使她在幼小的心灵中就懂得了爱的力量和失去爱的凄凉。她记得妈妈生下她们姐妹三人以后，重男轻女的父亲一到家就闹脾气，非打即骂，不久就把她们抛弃了。从此母女四人到上海烂米巷一间陋室相依为命。具有较高学历的母亲一边继续她曾经辞掉的教学工作，一边照料着三个孩子，过着非常艰苦贫困的生活。刚刚懂点事的孙毓敏看见妈妈每天以泪洗面，知道妈妈心里很苦，却不知道妈妈生下她和妹妹犯了什么罪？她想给妈妈一点安慰，又不知如何安慰妈妈才好，就拉过两个妹妹一起跪在妈妈面前说："妈妈您别哭了，爸爸不要我们，您牺牲一切来抚养我们，我们会永远孝顺您，长大报答您，从此我们不姓杨了，跟您一样，我们要改姓孙。"妈妈听罢赶紧把她们扶起来，母女四人抱头痛哭。从此她改从母姓，作为长女，既要照顾两个妹妹，又要帮助妈妈做活。家里穷，在学校经常遭人白眼和冷遇，排座位都要排到后面，但是她的功课每次考试都是全班分数最高的，因为她不愿意让妈妈伤心。她回顾童年生活时说："小学离家不远，要穿过一个菜市，我每天一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粥热在炉子上，自己喝完一碗，再把粥锅捂在炉子上才去上学，中午放学，到菜市买一块豆腐回家，由她妈妈烧成葱胡豆腐，作为家里晚饭时拌米饭的菜。"由于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她和妹妹都经常生病。有一次，她和两个妹妹先后患肺炎，都高烧40摄氏度，住进了医院，等她们回家的时候，妈妈特别高兴，为了给她们增加营养，庆祝她们病愈出院，特意买来黄花鱼烧给她们吃。不料，烧鱼的时候，妈妈把手烫成重伤，一连几天都疼痛难熬不能上班，在家闷闷不乐。这时刚刚上小学的孙毓敏想，住院的时候，她见其他病人一听她唱《卖糖歌》就特别高兴，说她的歌声能治病，她就马上想到要用自己的歌声给妈妈治病。这样她就在妈妈身边唱起歌来，希望妈妈听到她的歌声能减少烫伤的疼痛。一直忙忙碌碌的妈妈第一次听到女儿的歌声，惊喜地说："囡囡，你跟妈妈一样喜欢唱呀，嗓子也这么好。"

"妈妈，你也喜欢唱歌吗，我怎么没听你唱过呀？"

"不，妈妈喜欢唱戏，唱京戏，可现在那有心思唱戏呢？"妈妈说着，从抽屉里拿出几张自己的剧照给女儿看。

"妈妈，唱戏能挣钱养活你吗？"她看着妈妈俊美的剧照，满怀着美好的憧憬说："要是唱戏也能挣钱养家，孝敬妈妈，让我也学戏好吗？"穷人家的孩子想唱戏，却不敢说为了艺术享受，只能为挣钱养家。

妈妈答应了她的要求，不久就给她请来一位教戏的葛先生，这位先生既能教她唱《女起解》、《武家坡》，又能给她操琴调嗓。从小就遇事则迷的孙毓敏学起戏来连吃饭和睡觉都不忘背戏，就是做梦都哼哼着："苏三离了洪洞县……"。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她就开始在一些联欢晚会上清唱京剧了，每次演唱完，她都能得到观众的掌声和叔叔阿姨的夸奖，这无疑促使她的学戏热情越来越高。她清清楚楚地记得，８岁那年，她就读的公立上海彼德小学召开春节联欢会，要她登台演出《女起解》，为此，妈妈给她精心制作了苏三穿的小罪衣、罪裤和腰包。那天，她第一次化妆，贴片子。在化妆的师傅给她勒头吊眉的时候，她感到很不舒服，还有一些头晕。可是当她看到台下满满的观众时，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她立刻兴奋起来。她暗暗嘱咐自己："我不是要唱戏挣钱养家，孝敬妈妈吗，我今天一定要唱好。"想到这儿，她登上舞台，一点也不害怕了。演出后，那个扮演崇公道的伯伯直夸她第一次登台就这么有火候，是个唱戏的材料。

尽管她这次演出的水平与后来作为艺术家的孙毓敏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却给她留下了最美好，最深刻的回忆。因为这毕竟是她第一次登台，毕竟她那时虚岁才八岁呀。从此她的戏瘾就更大了，有时刚学了一个新的唱腔，就高兴地唱个没完，有时一个星期，就反反复复地唱着一个腔，妹妹说："姐姐怎么总唱这一句，我都听烦了，她还是不停地唱。"

就在她对学演京剧如醉如痴的时候，为了谋生她们姊妹三个随着母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上海来到了胶州半岛的海边城市青岛。尽管她们母女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妈妈仍然拿出钱来给她请教戏的老师，寻找机会让她客串演戏，她也还是一心一意地要学好戏，将来好挣钱养家，给妈妈减轻一点负担。

入学了，我要退学

那是1952年５月的一天，妈妈让她上街去买一包大盐，回家后她突然发现包盐的那张报纸上有火柴盒大小的一个方格，上面的一则消息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点燃火柴时看到的美妙世界，使她的目光凝固了，她一边喊着，一边赶紧到厨房去找妈妈："姆妈，侬快来窥呀！"

原来报纸上是一则"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招生启示"，她和妈妈一起逐字逐句地看着，那上面写着报考戏校的要求和各项考生条件，孙毓敏一条条看完，觉得自己都符合，娘俩越看越高兴，一直看到最后的日期，她们的高兴劲立刻就没有了。那上面明明写着："1951年10月开始招生，1952年２月12日正式开学"，她们看到报纸那天却已经是1952年５月份了。妈妈看女儿急得直要哭，忙安慰她说："今年错过了，我们明年再去考吧。"

别看这条只有一百多字的启示，对远在青岛的小戏迷孙毓敏却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半夜，她怎么也睡不着，想来想去，也不能再等一年，她悄悄下床，拿起了纸和笔。把她８岁登台演出的情况和自己渴望学戏的心情倾注在笔端。第二天一早，一封寄托着孙毓敏的请求和期望的信发往了北京。好象她的命运早就与艺培戏校联在一起了，当艺培戏校刚刚结束三个月的试学期，正在忙活着召开"艺培戏校正式开学典礼大会"的时候，有人递给校务主任沈玉斌先生一封信，沈先生一看，信封的下款工工整整地写着：孙毓敏敬上。字虽显稚嫩，但格式规范，字迹清晰，不由得放开其他工作，认真看来。信虽然很长，倒也文理通畅，词句恳切。信中夹着一张《女起解》的照片，眉眼之中透着几分灵气。沈先生便把来信放在桌子上，立即提笔复信，写道："来信尽悉，可以额外考虑插班学习，但需到本校经考试录取。"然后对校长秘书荀令文说："这有个青岛的小姑娘要报考咱们学校，请你尽快把这封信发出，别让孩子着急。"就这样，孙毓敏在发信的一周后就幸运地收到回信，不出三天，她就在妈妈的带领下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来到了她朝思暮想的京剧艺术摇篮。严格地说，由于旅途的疲劳和精神上的高度紧张，考试的时候她的嗓子失去了平时的清脆嘹亮，一段"西皮流水"唱得紧巴巴的，走个身段也不自然，总之，她考得一点也不理想，她真怕考官说出："不行"两个字，急得真想哭。确实，人在有的时候特别需要理解，尤其是在心灵受伤的时候更需要呵护。所以当她听老师说："好吧，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就来报到。"她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使劲搂着妈妈，热泪夺眶而出。同时她看到妈妈眼里也含着泪水，但没有流下来。她感激妈妈，更感激这些经验丰富又善解人意的考官。这时，她感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尽管建在破庙中的戏校是那么简陋，她却感到非常亲切，非常神秘。尽管那些考官都严肃得吓人，也变得可钦可敬了。她觉得他们能从她发挥得很不理想的表演中看到她的实际水平，看到她的发展前途。

考入艺培以后，孙毓敏暂时住到西单杠房胡同的一个阿姨家，她的妈妈说回去接两个妹妹，一个星期就回来，谁知道，一回到青岛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四个多月也没有看见妈妈的影子，年仅12岁的孙毓敏就一个人住在北京独立生活了。每天一清早，她就顶着星星从西单乘头班公共汽车赶到菜市口，再从菜市口步行穿过丞相胡同和南横街，一直走到写着"觉岸"二字的过街楼便步入了荒凉可怕的南下洼子。学校设在一座古庙里，周围都是长满野草的烂死岗子，大大小小的土坟包一个挨一个地挤着，几只乌鸦"哑哑"地叫着，在坟上盘旋，她第一次看见坟地，不禁毛骨悚然。学校规定早晨七点半钟上课以前必须喊完嗓子，第一次喊嗓子，她五点半起床，六点四十五分到学校，要从西单走到学校，已经很早了，可到那里一看，已经有人在喊嗓子了，她顿时感到惭愧，不行，明天再早一点。她第二天六点半到校，一看仍有两三个人比她早。第三天她六点就到了，她是第一个。为了每天都第一个到学校，她必须不到五点就起床，赶五点二十的头班公共汽车。六点钟，天还是黑乎乎的，这南下洼子一带就更阴森可怕了。这里狐鼬出没，一些糟朽的棺木露出地表，荒草中常常可以见到死人的白骨。冬天的早晚经过这里时更是寒星点点，冷风凄凄。你看，突然墓地上忽闪忽闪的，那是什么？呀，是鬼火！她不由得心惊肉跳。但她又激励自己，不能怕，要坚持练下去。刷拉，刷拉，枯草里传来一阵响声，她正吓得不知所措，猛的，一只黑糊糊的东西，大概是黄鼠狼吧，从她的脚边窜出，"妈呀！"她惊叫了一声，头发根都炸起来了。她含着吓出来的眼泪接着喊嗓子，发出颤抖的咿咿呀呀的声音。

每天８点钟正式上课以前，她和同学们就已经喊完嗓子，驱散了满天的星斗，又在学校西面的坟茔中平出的一块土地上练完了拿顶、下腰、虎跳、抢背、五龙绞柱、小五套和小快枪等各项基本功，如果是冬天，土地冻得铁硬，拿顶下腰时手按在冰冷的土地上，冻得同学们的小手像红胡罗卜一样，上面一道一道的血口子，手一按在地上就从血口子里冒血珠。可是没有一个学生叫一声苦，照样翻滚扑跌，老师看着心疼，就让学生带一块棉垫，拿顶时铺在地上。

孙毓敏到学校学习的第一出武戏是《打焦赞》，为了练好杨排风比武时的耍棍花，她每天都认真地练"大刀花"、"皮猴"等等技巧，可她就是怕练"串腕"，每当把棍抛起时，她总接不好，总要戳手指头，以后一练到"串腕"的时候她就发憷。要练又不敢练，不练又着急，不由得喊出："老师，我不敢接。"

"哎，别着急，得找窍门，你看，我扔的花是直的，顺势把手一插就接住了，别着急，慢慢就找着窍门了。"态度和蔼的李金鸿老师一句话让她如浴春风，接着慢慢地开导她，看她还是不敢接，知道她是戳了手指，心理发生障碍，就把自己的皮手套拿来叫孙毓敏戴上练，还说："戴上手套，戳一下也不疼，勇敢点儿。"孙毓敏按老师说的办法去练，很快就找到了窍门，心里真是如释重负，打心眼里感谢这位循循善诱的李老师，事情虽小，却让她感受到老师那真挚博爱的胸怀，她曾想，除了母亲，天下竟然有如此疼爱自己的师长，她的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暖意。就是今天一见到年逾古稀的李金鸿先生，她也会想到40多年前的这一小插曲。

她学的第二出武戏是《扈家庄》，老师说，这出戏是旦角的基础戏，一定要天天练，从此她就每天都坚持练一遍，而且持之以恒，一直练到"文革"前夕。她当时对自己的要求是每次考试必须门门５分，如果得了４分就咬下自己手上的一块肉 ，而且要留下一块疤痕，把这一耻辱永远铭刻在心上。有一次是基本功测验，不料她真的得了一个４分。那时她已经改学花旦，老师一再强调要保护和训练自己的手型，为使自己的手腕柔软，手指似兰花俏丽，她每天把手放到很烫的开水里慢慢弯成九十度角，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烫得手指可以自然成型。因此她在得４分后为了惩罚自己又不伤害自己的手，就自罚三天不许吃饭，到了第三天，她饿得浑身没劲，不但坚持上课，练功，而且暗自责备自己说："谁让你得了４分，还想吃饭，你对得起养育你的妈妈吗？饿你三天，看你记住不记住。"

尽管孙毓敏在学习上异常用功，两年后，她又成功地彩排了《贵妃醉酒》，受到老师的一致好评，这时她却突然提出了退学的要求。原来，当她在周末回家要向妈妈报告老师是怎么表扬她的时候，一回家就发现妈妈埋着头在给人家缝洗衣服，家里到处都堆着别人家待缝洗的衣服，乱七八糟的，而晚饭是盐水煮菠菜，第二天午饭还是盐水煮菠菜，妹妹告诉她，一角钱的一捆菠菜已经吃了一个星期了，家里的酱油瓶早就空了。一心想着学戏孝敬妈妈，却没想到妈妈为了她学戏竟要付出如此艰辛而沉重的代价。她恨透了自己的无能，放下饭碗，冲出家门，一路走，一路哭，心想："妈妈和妹妹为了我学戏，要受多少苦哇，还要五年，我的妈妈和妹妹可怎么活呀？"此时她万念俱灰，一筹莫展。

就在她感到上天天无路，入地地无门的时候，她把希望寄托在她敬畏的一个老人身上，这就是戏校校长郝寿臣先生。难道因为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难道因为他是学校的最高权威？孙毓敏也说不清，也许是老校长那慈祥的面容给她带来希望和信心。经过一个星期的考虑，在第二个星期天的早晨，她来到了奋章大院的郝寿臣校长家。她知道，这是一个规矩很大的家庭，春节时，她曾经与同学一起来给校长拜年，她们学生要站一排，规规矩矩地说："校长过年好。"然后跪在地上给校长磕三个头，所以郝校长在她的心中是个可怕的老头子。但是她的心事必须跟这个老头说，为此，她鼓足了勇气，按了一下门铃。当她经过一番盘问和通报后，由保姆把她带到郝校长的面前时，看见郝校长正襟危坐在太师椅上，便规规矩矩地给校长鞠了一躬。

"哦，孙毓敏同学，来坐下，"郝校长说着，递过一个糖盒，说："学生，吃糖。"他见孙毓敏从糖盒里拿了一块糖，就又说："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孙毓敏刚要说话，眼泪就流出来了："校长，我不能学戏了，我家太穷了，我想当工人，要尽快挣钱养活妈妈和妹妹，不然……"接着她如实地向老校长诉说了她家中的困难，郝校长边听边发出同情的叹息声。

"哎呀，你家这么困难，"显然，郝校长感到有些意外，说："别着急。退学不行，我看了你彩排的《醉酒》，还可以，将来是有发展的，改行太可惜。你的妹妹喜欢唱戏吗？"

"也喜欢唱戏。"

"哦。"郝校长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学生，回家跟你母亲商量一下，新疆京剧团的马最良正在北京招生，我跟他讲一下，明天你陪她们去考试，如果考上，你妈妈可以带她们一起去新疆，那里找工作比北京容易，这样，你妈妈和你妹妹的生活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你看好不好？"

孙毓敏万万没有想到，老校长为她们一家考虑得这么周到，她发现他老人家的心是那么慈善，可亲。不久，当她的两个妹妹通过了考试，她妈妈决定一起到新疆去的时候，她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郝校长，并代表全家表示感谢。郝校长也很为她高兴，说："好，这个星期日，我在家里给你母亲和两个妹妹饯行，请你们一家吃饺子。"由于郝校长的态度恳切，真诚，容不得孙毓敏表示一点客套。她们一家四口便在星期日带了些微薄的礼品，如约来到郝校长家。郝校长早已吩咐家人把饺子包好，等候她们的到来。吃过饺子，每人一杯茶，老校长又亲自从糖盒里拿出一把糖，分给她们姐妹，自然对孙毓敏的妈妈又说了一些嘱咐的话，然后对孙毓敏说："同学，你的母亲为你们很不容易，受了很多苦，是为了你才远离北京，到新疆去的，你以后，到什么时候可不能忘本呀。现在要踏实学戏，刻苦用功，将来唱红了，要好好孝敬母亲，听见没有？" 孙毓敏赶紧站起来说："校长，我一定记住您的嘱咐。"郝校长点点头，然后说："好，你们多坐一会儿，我年纪大了，饭后要休息。我祝你们母女一路平安。"说完便起身告退，她们母女也就向老校长告辞回家了。

从表面看，郝校长的态度是有点生硬，但是讲实效，办实事，解决了孙毓敏一家的燃眉之急，这种实实在在的雪中送炭总比虚情假意的锦上添花好？如今，孙毓敏当了校长，和郝校长的当年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有一点，却和当年的郝校长一样，就是不管那个老师，学生，或那个工友有什么困难，孙毓敏都是古道热肠，有求必应。所以北京戏校的师生说她是一怕人求，二怕人哭，越是没权没势的，她就越热心，岂不知，这也是前有车，后有辙。她深知，当一个普通人找到校长的时候总是像她当年一样企盼着绝路逢生，需要关怀和温暖，因此她就应该像老校长对她那样，把爱护和雪中送炭的精神继承下来，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