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朱家溍先生

近代史上出现过“民初四公子”，溥侗、袁寒云、张伯驹和张学良四位世家子弟，爱国的方式不同，“玩”得各有侧重，却都酷爱皮黄、珍惜文物，殊途同归。四公子身后，谁能与之比肩？我认为朱家溍先生可占一席。
朱家溍字季黄，为朱熹第28代孙，清朝相国世家。吾师刘曾复先生与其为莫逆之交，因其行四而常称其“朱四”或“四哥”。我把朱四爷与民初四公子相提并论的念头，源于1991年初的一次看戏经历。为纪念余叔岩先生百年冥诞，吴春礼主持的北京余叔岩研究会邀请季黄先生演出《宁武关》，届时我正在京，曾复师携我作壁上观。中文学子少有不知朱家三个字的，不过今天是看票友演戏，因此起先带着一种宽容的眼光，以为演《宁武关》这类武生戏，朱四爷难免失之于基本功短缺，况已高龄乎。谁知开锣不久，我就改变了看法。枪出场的招式，山膀云手，一戳一站，一看就知道是内行。行里人谈到身段时，必遵“钱派”为圭臬，予生也晚，无缘得见钱金福、钱宝森，不过我从刘曾复、王世续身上，见到过钱氏父子的影子。此番看朱家溍的身段，许多地方如出一辙。至于他唱念的口法、劲头，也都是行家里手，那杨小楼的味儿，如今即使花钱也难以听得到了。当时我估摸着：民初四公子的京剧水平，红豆馆主溥侗、袁二爷寒云以及张伯驹都是够专业的，张学良则属业余吊吊嗓子，一般玩玩而已，季黄先生无疑在前者之列。
承蒙季黄先生看重，认我做了忘年交。我们每次见面，必聊台上台下之事。他的杨派武生戏，学自杨小楼的徒弟兼女婿刘宗杨。其艺术观以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为尊，恪守中正。我们谈到那次《宁武关》的演出，他摇摇头，说是开打不理想，力不从心，和下手之间不够默契。我说七十八岁的老人，在台上扎靠开打，别说去做，就是敢于去想，就了不起，何况繁复舞蹈中的一招一式，四爷您毫不含糊，身体够棒的啦。他说自己还经常练功，每天骑自行车去故宫上班，生命在于运动。今后若有机缘，还要上台演《宁武关》，争取弥补上回之不足。此时我的一个感想是，他把艺术看得很神圣，追求完美，决不是简单的自我发泄。同时我也领悟到，只有这样“顽固”的票友，最后才能“玩”出名堂来。
说到玩，他说年轻时兴趣广泛，玩照相，玩足球，尤其冬天爱玩冰上运动。花样滑冰所需要的舞蹈基本功，是他所具备的。后来就把花样滑冰的某些动作，糅进了京剧身段。新世纪之初，文化部在苏州举行昆曲汇演，我和季黄先生在那里不期而遇，又谈到彼此演戏的经历。他问我的《红灯记》是怎么演的，我说，不过是照葫芦画瓢，不越雷池一步。并告诉他当年上海有人不照“样板”演，走了样，后来被判刑甚至枪毙的故事。他叹了一口气说，搞艺术的都想张扬个性，其实，同时不“犯上”的两全之策并非找不到，于是说起自己当年在咸宁五七干校演《红灯记》的一个例子。“斗鸠山”时，李玉和在唇枪舌剑中有一句台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每演至此，便在“丈”字上用了炸音，辅以胸腔共鸣，最后落在ng的尾音上收住，大大地强化了。于是给我示范了一下。他嗓子本来就好，加之炸音得法，听上去确如雷霆万钧，比“样板”钱浩梁的效果好。他说实际上这是老戏里的用法，他取之于杨小楼的《五人义》。季黄先生这种新里有旧、旧里有新的“玩法”，给了我极大的启示。
季黄先生为京剧所做的学术贡献很多。他是《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周年》第三册的主要撰稿者之一，对清代宫廷演剧史料的厘定、考证和总结则更是他的强项。他的《清代乱弹戏在宫中发展的史料》和王芷章的《清升平署志略》，是该研究领域中的双璧。从他整理出来的珍贵史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当时由若干地方戏逐渐演变成为皮黄的轨迹。上世纪末我主编《京剧丛谈百年录》，收了北京艺术研究所丁汝芹的论文《宫廷与京剧》，主要的论点是满清宫廷的扶植，对于京剧艺术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了催化作用。后来丁汝芹告诉我，她是在朱家溍先生的启发和指导下，从事该课题研究的。我编“百年录”时请季黄先生自荐一篇稿子，他并没有选宫廷史料研究方面的作品，而选了一篇以谈艺术为主的《杨小楼与＜湘江会＞》，这样一来，就在宫廷史料研究领域里突出了后起的丁汝芹。我请季黄先生题写书名《京剧丛谈百年录》，他很快就写好寄来，直写一纸横写一纸，落了款，任我们挑选。由于担任本书顾问的王元化先生名字不在封面而在封里，致使责任编辑把书名题签者的落款也搬到封里，对此我觉得很不安，而他老人家却毫不在意。
多年来，季黄先生对我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信必回。他新年回我的贺卡，往往是自制的，有时是故宫博物院的小方信签，用毛笔简单勾一下花边，中间竖写“恭贺新禧”或“新年快乐”，落款“朱家溍拜”，真是别开生面。我搬新居后，仿余叔岩“范秀轩”模式自撰堂名“范余馆”，他老人家闻知，即以宣纸书“范余馆”三个字赠我，成为永久的纪念。
季黄先生早已把价值连城的数百件家藏文物捐献给了国家。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以及文物保护、鉴定方面的建树，也不亚于“四公子”中的张伯驹。如今，季黄先生已经走完精彩人生，驾鹤仙归矣。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我想，集中而言，是一种文化的关爱。从民初四公子到朱家溍，我们看到了士大夫遗风中的健康成分，也就是其中属于精英文化那一部分的某种存在方式。愿其精神永在，生生不息，使得时代转型而文化生活不落俗套，永远焕发华夏之光。

（摘自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