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总有吸引人处,有不吸引人处;有多数爱看(听)者,有少数爱看(听)者;看(听)戏佬有对此感悟颇深者,有对彼茫茫不解者。演员,有以简朴胜人者,有以华丽表现者,有以步趋古人为旨趣者,有以变法创新为己任者,自古以来,无一完全一致。一种艺术形式,不可能面面俱到,人人俱服,结果是同一种艺术门类,其具体行为者,俱以各自面貌出现。中国画如此,京剧老生表演亦如此。李成山水,学者诸人,各得一法,自成一家,比如许道宁得其气,李宗成得其形,翟院深得其风,俱是有成就者。犹如老谭炬灭,群雄逐鹿,各家并起的局面。但享名于世的诸大家,均非一步一趋,纷纷从自身条件出发,才得以辉映天下,若杨宝森,也非全余,实乃一真杨。如此而论,诸大家间并无雅俗之分,更以今日的雅俗观论之,京剧的表演形式就是“高雅”,以其为载体的各流派艺术都是高雅艺术,何来一雅一俗,一褒一贬?至于旧日纺劈的表演行为,今日则视为黄毒,若脱尽露骨描绘,专注内涵发掘,自然又是高雅戏剧,因为内容表现所借助的形式没有变化,昆曲新《蝴蝶梦》即一明证,欧阳予倩的《武松与潘金莲》也为一证。

古典音乐亦如此,以歌剧为例,瓦格纳的指环就有不同的演出版本,每个指挥和导演都有自己的理念和哲学观,所以托斯卡尼尼和福尔特万格勒就不同,拜罗伊特每一演出季节都有不同的版本,但也没有人说这些和瓦格纳当年演出风格迥异的演出就跃出了古典的范畴。西方音乐是推崇理性的,重视个人发挥。在欧洲,并不象中国或日本那样,把福尔特万格勒视为唯一神圣,还是以客观评论为主,不象我们这里捧角似的戾气。京剧比西方古典音乐的形式更灵活,不但是音乐织体,演员更是如此,是极其强调个性发挥的,表演空间相当自由,否则出不了那么多著名演员,那么多流派(许多流派传不下来,如孙、汪、尚、龙等等,关键是当时缺少一种科学或学术的态度、氛围,反映在唱片上,老潭会“改腔”、“改字”,而卡鲁索、梅尔芭却连一个音符都不漏;在中国是旧科班,西方是音乐学院,一作技术教,一当学问谈。当然,这种局面是不能苛责古人的,时代如此,非个人可为也)。西方音乐中也讲学派,但从来不把某一学派当做统一规律来宣传或推行,事实上也做不到,因为根本不可能来抹杀个性。而我们的京剧老生艺术的某些好事者,却希望达到这一境界,以余杨来横扫一切,好象余杨法则是京剧老生艺术的唯一真理,但多少真理,现在都又成了谬论了呢?杨三爷生前不得志,现在十生九杨,我可不希望,若干年后,杨又被人厌弃,你能保证不会吗?我看难说。

喜好古典音乐的人都知道贝多芬属于CLASSIC,但从没人讲柴科夫斯基不是CLASSIC;勃拉姆斯是CLASSIC,但没人讲普菲兹纳不是CLASSIC;德沃夏克是CLASSIC,也没人说柳多斯拉夫斯基不是CLASSIC,为什么?因其艺术作品的形式就是古典音乐所固有的,配器法、作曲法则、和声、对位、音型等等,就是那些新音乐词语均是那条传统道路下来的,和爵士、流行迥然有别的(当然,现在爵士音乐也称呼为CLASSIC了)。古典音乐诸大师作品,也有爱听的,也有不爱听的。柳多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识者无多,柴科夫斯基本的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极其吸引听众,但并不能说柳作为雅,柴作为俗。再如巴赫之马太受难曲,门德尔松重演莱比锡之前,默默无闻,至此以后,俨然是经常曲目,唱片版本极多,能言重演以前为雅,如今为俗么。又如,佩尔戈莱西、罗西尼之作,当时均为流行作品,今日却上演寥寥无几;再者贝多芬,在中国,八十年代十分风行,如今则大多喜好马勒、萧斯塔科维奇,能言佩、罗、贝非高雅么。柴科夫斯基的芭蕾很受上海人喜爱,但到大剧院听其歌剧的人不多,那么柴是雅是俗呢?也不能说柴的芭蕾是俗,歌剧是雅了,这恐怕会把老柴气疯的;再如人多好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对其庄严弥撒听者不多,但不能讲前一个曲目为俗,后一个为雅,这种例很多,拉赫玛尼诺夫的故事不也拍了电影了么,又有谁能说我们的谢尔盖俗呢?

所以,仅以听众喜好或某类人喜好或是否受欢迎或上演率高低是如何分得雅俗,更难讲以此做进一步的褒贬批判了,有一网友以为“雅俗之分”纯属故意炒作,信乎,自是不谬。 从古典音乐的这些情况来对照看京剧,更是如此。马之生前,大红特红,如今湮没无闻,杨则红在死后,按以上标准评判,岂非马是先俗后雅,杨是先雅后俗,倒是大可奇怪的事了。不脱离京剧固有的表演程式,将自己心理的体验,通过各种技巧、手法表现出来,这本身就属于高雅艺术范畴,马连良激烈反对布景道具,周信芳和盖叫天从早期追求“外插花”到对京剧固有形式的回归,都表明他们对“古典形式”的理解的清醒和升华,足以满足现代理念对“高雅艺术”认定的各个条件,俗在那里呢,又何来媚俗呢(按我的看法,马是引导观众、潮流,而象王少楼演出借风、白蟒台倒有“媚俗”倾向,但为生活所迫,环境时代造成,都要演员负责或以高标准人格来要求演员,是不和实际的。再如,杨宝森演盗魂灵,噱头很多,根本不是老谭风格,该戏余马周均不演,难道杨不是“媚俗”吗?但考虑宝森上座不佳,吃饭要紧的事实,这能算什么呢?)。观众之参差不齐就不讲了,行家或剧评难道能够涵盖一切,他一言就能定是雅是俗,这种所谓权威评论埋没多少艺术家和作品,中国不言,西方艺术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以一个人、一种标准去衡量、评定所有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做法后患无穷。

京剧的式微和衰弱,在这方面体现也是颇具体的。以前评论有褒有贬,如今有褒无贬或有贬无褒。对现在推崇的,都是表演艺术家,都要为尊者讳,而且死抱某些人的观点不放,大有新样板的痕迹,中国人崇尚“样板”是有很深传统的。在批判文革样板戏的时候,切忌鼓吹新的样板,内容不一样,但结果一样:艺术多样性和个人体验发挥的丧失,这时候,京剧可真就成“植物人”了,死当然死不了。我们应该允许和鼓励这种多样性和个性发挥的存在,还一个演员学习和继承的自由空间。还是学津同志的话有理,为什么不把投入那些华而不实的新剧目的钱,用来支持一些频于失传的流派剧目的恢复演出和一些流派特有人才的培养上呢?我可不希望舞台上只演杨派戏,无论出自我的喜好还是观念,都是希望高、马、麒、言、李各流派千岩竞秀的,这才叫退出市场,锻炼自身,走向经典。光把几处杨派戏反复锤炼,就能保证京剧老生艺术走向经典么,我还是那句话,一余一杨是涵盖不了整个京剧老生表演艺术的,其他流派中沉淀的珍宝是远远高于杨宝森一己之私的。上海开始为保留麒派艺术办学习班,我看马派、言派、高派都应该办,固然涉及一个政府引导和支持的问题,但作为和京剧艺术有关媒体、学者、爱好者都应该振臂高呼,在这里还拘泥什么门户之见,拘泥于什么好恶之偏,雅俗之分,我认为是不负责的,都说京剧亡不了,都说要出一份力,但在这节骨眼,却因为一个流派喜好问题而散伙,更有甚者,竟言麒马只要保留几出代表作就可以了,用不着再吸引观众了,对此,我只能奉之为“文化强盗”,是种“文化霸权”行为,这种观点和这个重视文化传统、尽量保存人类文化形态的人文学术氛围是如此格格不入,对惟恐丢失的东西,多少人是想方设法予以保存(刘曾复的说戏录音不就是吗),有人却大大方方地要予以消灭,这不是罪过吗,如果这样的观点变成现实,如同现代化的西湖一样,是得不到世界文化遗产头衔的。

时代变了,看事物的角度或标准也日渐多样化了,京剧从所谓“低俗”的“花部”,也变成现而今的“高雅艺术”了,大前提和大标准变了,但落实到一些具体的东西,却拿腔拿调的,依然和五、六十年前一样的观念,这倒是“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面貌,这种时髦是老文化保守主义者学不来的。

本贴由陈大濩于2001年7月11日12:22:57在〖戏曲文化论坛〗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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