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焦菊隐

1966年“文革”初期，焦菊隐先生一夜之间被打倒，被扣上“反动权威”的大帽子，被无休止的批斗，家被多次查抄，多年保存的书籍文物大量流失，而批斗也不断升级。被囚禁在人艺北四楼排演场“大牛棚”。
后来，赵起扬同志被“解放”，出来工作，我就很快地联想到焦先生。一次，我在图书馆门前正好碰见扫院子的焦先生。我大着胆子问焦先生，您什么时候出来工作？导戏呀！焦先生跟我说，我的问题和起扬同志不一样。我说您和起扬不是一起工作过来的吗？焦先生又重复一遍说，我的问题和起扬不一样！我顿时明白了，这是指"中央"有他的专案组。几天后，焦先生就在南口农场受到“正规化”的批判。一次，我在学习中遇到不懂的生词去请教焦先生。我问“居心叵测”怎么解释？先生说，就是和你谈话时不怀好意。我们有意回避运动，以避免是非，不去自找麻烦，所以就不再往下说了。又一次，我问焦先生，您对有一段时间天天在毛主席像面前“请罪”，怎么想的？先生长叹一口气说，我认为这种做法和基督教徒念经一样，当时我是这么想却不敢说；现在大家唾弃我，将来总有一天会想起我焦菊隐的。说完他又抱起扫帚扫厕所去了。起扬同志根据曲波同志的小说《林海雪原》改编的话剧《智取威虎山》，于1958年上演，在总导演焦菊隐的排演下，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连演几十场，场场爆满。1964年文化部在首都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特意安排北京人艺的话剧和上海京剧院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两台戏同时演出，互相观摩。在演出之前，焦先生就知道人艺的这台戏是作为被批判演出。果然，人艺的《智取威虎山》在“文革”期间被打成毒草受到批判。一次，我与焦先生在地下室碰到了，我们相互问候。我对焦先生说，给您两张票，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位子比较靠前……焦先生说，谢谢，我不看，为什么呢？我的学生在样板团，是主演，演参谋长的沈金波就是我的学生，给我送了几次票，我都没去。如果我看了，让我讲讲话，我说什么呢？索性不看。此时，我也听到来首都剧场演出的上海京剧院中议论，说老校长，（指焦先生）在人艺搞卫生呢！焦先生没看过“样板戏”，但也难逃“攻击样板戏”的罪名。粉碎“四人帮”后，在声讨“四人帮”的罪行时我才知道，京剧《智取威虎山》是吸取了人艺这部戏中的许多长处的。
通过改革，焦先生把戏曲程式运用在话剧舞台上已取得很大成功，但仍不断地进行探索。他曾想把京剧《白毛女》改成话剧，用没有文武场的戏剧形式，大胆尝试。可惜，焦先生的构思还没来得及得到实践，江青便毫无根据地说焦菊隐这个人很坏。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照”下，焦先生受辱骂，挨皮带抽打，人格与身心受到玷污有摧残，托着腿肿的病身，忍受极不公平的对待，默默地在院内打扫厕所。非常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导演，没有见到"四人帮"的垮台就含冤离开了他的文化艺术土壤和心爱的剧院。

（摘自 原《梨园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