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在《艺术家》杂志上见到徐城北先生说:“梅兰芳先生是二十年代成名的。”苏移先生在《中国京剧》第二期《四大名旦的产生及其它》一文中也说:“进入二十年代以来……先后出现了梅兰芳、尚小云等等著名演员。”我对这个说法一直存在疑虑,查考了一些资料后,感到果然存在问题,我愿意在这里提出来和两位先生共同探讨。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鞠部丛谭中说:“……老谭晚年以男厄于梅兰芳,女厄于刘喜奎,尝引以为憾”。《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也说过,谭鑫培先生晚年哀叹他老生唱不过刘鸿声,旦角比不过梅兰芳。梅先生在书中还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当时年轻不懂事,不应该在谭先生晚年不常演出的时际,听信俞振庭的意见,和他唱对台戏,而且新老戏一起上,迫使谭先生演出的营业额受到很大影响。被称为伶界大王的谭鑫培殁于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上述两例都产生在民国六年前,试问如果说梅兰芳是二十年代成名的,这个问题当如何解释?显然这个提法不太符合历史事实。
事实情况是宣统三年秋,梅兰芳在文明茶园演出《玉堂春》,这出戏是他的伯父梅雨田先生亲授的,当时适值旦角新腔初起,又加上梅雨田的高超琴艺,于是场上彩声雷动,就此一炮而红,轰动了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接着民国二年秋天,梅兰芳随王凤卿到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三天打炮戏《彩楼配》、《玉堂春》、《武家坡》,观众反映强烈,注重面部表情的二本《虹霓关》更是备受欢迎,其后凤二爷主动让梅先生压台。他为了变换观众的视线,又及时排练了刀马旦戏《穆柯寨》,一时在上海滩红得发紫。这次“上海之行”是梅兰芳艺术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形成了京剧史上由以老生为中心转向以旦角为舞台中心的过渡。
由上海回北京以后,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据齐如山先生介绍,在一次为戏剧界子弟创立的育化小学校筹款义演中,大轴子是谭鑫培,倒第二是杨小楼,倒第三是梅兰芳与王蕙芳的《樊江关》。那天适逢梅兰芳还有三处堂会戏,一时赶不过来,于是当倒第四演完,就由杨小楼提前上场,梨园行都以为后面有杨小楼、谭鑫培的戏支撑,梅兰芳不来也算不了什么。那知道杨小楼一出台,观众硬是不干,大声叫嚷:“梅兰芳非来不可,不来就得退票。”于是管事的赶忙借了一辆汽车,把梅兰芳接来。幸而那天梅兰芳虽有四出戏,但都是《樊江关》,在堂会中演完,也没卸妆,围上斗篷就匆匆赶来上台演出。那天苦了杨小楼先生,整出戏竟在人群喧嚷中草草唱完,抵不过梅兰芳的影响和叫座能力,也感到极为难过。戏曲评论家张聊子先生看了梅兰芳那次演出义务戏《樊江关》后有如下评述:“梅郎扮薛金莲着绣花短袄和垂丝小甲,腰横宝剑,足踏蛮靴,头戴珠冠,双垂雉尾,更披一五色迷离宝光闪灼之斗篷,结束新奇,令人爱杀。跑马舞剑两场最为精彩,如玉树临风,朝霞散绮,珠光剑气,盘舞一团。与樊梨花枪白一场,俨如娇惯小姑可笑可爱,末后向老夫人处膝行请罪,并学鸡鸣,一种温柔婉媚之态尽收眼底。又王蕙芳扮演樊梨花,璧合珠联,更能增色。”由此可知梅先生当时之盛名。
(摘自 《中国京剧》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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