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观众对这出戏太熟悉了,台词甚至比演员还熟悉,经常会跟着台上一起唱,有和原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演员有什么疏漏,观众一下就会抓住。很多年轻观众却是第一次看这个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创排的、三代革命者保护密电码的故事,演得太“还原” ,他们又不容易看得“入心” ——这是京剧《红灯记》面对今天的观众演出的为难之处。

10月27日,青岛市京剧院一批青年演员经过百余场演出的积累,受到国家京剧院导演孙桂元、鼓师苏广忠指导,把这出《红灯记》带到了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出获得了首都观众的认可。红色经典如何对接当下审美,也成为演出团队不辍思考的课题。

李铁梅的扮演者、青年演员赵澜,在学这出戏之初,是以模仿前辈艺术家为主。“我和原版李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先生行当不同,在学习的前提下,还需要从青衣这个行当入手,重新给李铁梅画像,以适合我的表演和表现方式来呈现。 ”导演孙桂元的指导,给了赵澜不少启发,“大到铁梅和爹、奶奶这三代人的一言一行,小到群众演员的一个招手动作,以及一个演员主演的时候,其他演员怎么配合,导演都有十分细致、严谨的把握。作为演员,以前只知道是什么动作,后来更加理解了每个动作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戏是什么” 。在赵澜的心目中,恢复一出红色经典,有点像修复一处革命遗址,“要把人物的生活环境、时代气息、心理状态,在自己身上活生生地体现出来,通过舞台呈现,把人们尤其是年轻观众带进那个年代。年轻观众看了戏说,革命胜利真不容易,也许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

在李玉和的扮演者苏旭看来,无论面对老观众还是年轻观众,无论演的是传统戏还是现代戏,归根结底演的是人物,要把人物此时此刻的想法在舞台上表达清楚。孙桂元不仅排练,还为演员说戏,注重挖掘人物内心。“他在聊天中,把每一场戏中李玉和的心理、前辈艺术家是怎么演的等等都讲给我听了。 ”苏旭说,“以前演这出戏,往台下一看,全都是花白头发,现在年轻观众多了,审美风格也需要更有现代性,比如李玉和的背头,让年轻观众感觉很老气,所以我们换一个发型,让人物一出场给观众感觉更精神。 ”念白、唱腔也是如此。苏旭说,像“赴宴斗鸠山”一场,原版中李玉和跟鸠山一见面,言行举止就雄赳赳气昂昂的,其实他那时身份还没有暴露,和鸠山不是敌对的关系,是来吃饭、聊天,斗智斗勇的,直到鸠山套不出话,叫来了王连举,李玉和意识到自己暴露了,态度上才有一个彻底的转变。“所以我没有一上来就表现出那种‘英雄气概’ ,而是耐心地和鸠山周旋,这样会让这场戏更真实、可信。 ”苏旭说。

作为《红灯记》的京胡演奏者之一,梁秀秀从前演奏参照的是电影版京剧《红灯记》 ,反复听、反复看前辈演奏家是怎么演奏的,“苏广忠先生为我们在节奏、情绪上做了调整,让演奏更有现场感。比如演奏的‘气口’要和表演对应,人物是慷慨陈词,还是平静叙述,唱词中的情感都要落在音符中,用音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梁秀秀说,演奏中比较难的部分在于,样板戏比传统戏严格,传统戏可以拖腔,可以多唱几板,但是样板戏非常规范,是几板就只能唱几板。它是民乐主奏、交响乐伴奏的形式,涉及多重配合,“京胡演奏要听演员唱、要听鼓的节奏,还要融入大乐队的整体中” 。

“对于经典,我们是在学习继承中投入当代的理解。 ”曾参与创作并演出《红灯记》的国家京剧院导演孙桂元表示,从前的《红灯记》比较注重突出革命英雄形象,今天恢复这出经典老戏,既要塑造革命英雄形象,也要丰富人物的各个侧面。“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强化这一家三代人的亲情,比如第五场有一段对话。‘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懂么? ’‘懂。 ’‘瞧你们这爷俩。 ’‘爹,戴上围巾。 ’这是展示亲情的段落,我们要通过这些细节,突出这一家人的情感,让观众看了更舒心。 ”孙桂元认为,观众只有感受到他们的亲情,才能更加理解革命意志在这三代人中的传承,理解铁梅从懵懂到理解革命、走向革命、坚定革命,最终成为革命的继承人的心路历程。对此次演出中展现的青春气息,孙桂元十分赞赏,他说:“青年演员对待这出经典戏,既是模仿,也要消化成自己的,真正去理解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用心去塑造,演得有朝气,这出戏在舞台上就是灵动的、鲜活的,每个人物就是丰满的,只有这样才能打动今天的观众。 ”(记者 怡梦)

(摘自 《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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