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如山先生在《国剧艺术汇考》中曾对京剧脸谱做过详尽的统计。在总数为４０７的脸谱人物中，勾红脸和勾黑脸的占了５２．６％。有趣的是，无论是红脸的关羽、孟良抑或黑脸的张飞、李逵，在最早的文字资料《三国志·蜀书》、《宋史》中，均无面色的记载。经过了民间长时间的流传，英雄人物为什么都会被安上一定的面色而且为什么是关红张黑而不是关黑张红或其他颜色？ 笔者认为，这与中国民间的红黑颜色崇拜有关。
古人相信血能辟邪、驱鬼、福佑人类，血液是红色的，所以凡是红色的东西也具有了和血液一样的辟邪除恶的功能。火能驱除黑暗和野兽，红色象征着火和光明，于是，红色成为民间避邪、驱鬼的主导颜色。
在古人的观念中，黑为阴、为阍。黑暗的环境易于产生疾病，所以古人直观地把黑色与瘟疫、恐怖、神秘等联系起来，鬼怪多为黑面恶相。
以鬼制鬼，是我们祖先驱邪的惯用伎俩，民间素有以毒攻毒，以恶制恶的观念——鬼长相丑恶，逐鬼之神须当更为凶恶，方可治之；鬼怪色黑，打鬼者当然也要以相同的极色与之对抗。所以驱鬼神灵往往是黑面恶相。他们被崇祀以后，“瘟”和“厉”的一面逐渐隐去，恃强驱鬼的一面不断被强化。至此，黑色完成了道德判断上的由邪而正的过渡，黑色与红色在道德取向上具有了同等的意义，并在驱瘟驱邪仪式中发挥同样的作用。因此在汉代以降的驱瘟傩仪中，驱鬼的方相可红可黑。
从现存的有关记载看，宋代以前的驱瘟傩戏虽有傩公、傩母、开山、判官等鬼神唱跳做打，但从王国维先生对戏剧的定义“以歌舞演故事”的角度上看，其歌与舞早已成熟，“故事”还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叙事当中。笔者推测，以具体的武将替代概念性的鬼魂进行表演，戏剧内容中具有完整文学性故事情节的戏剧演出，可能产生于北宋末年。因为北宋以后，乡村市场交易逐渐发达，以前的孤立村落祭祀变为规模大得多的联合祭祀（社火）。世俗化的娱乐需求慢慢占据了主要地位。外面的更出名而且更富有故事性的英灵传入从前的孤立乡村祭祀里，如三国故事、水浒故事、东周故事、杨家将故事，使原来动作性的祭仪发展成故事性的戏剧。
有宋一代，方相礎头屡被官府禁止，原来村落驱傩中的红面的方相、黑面的开山等傩神逐渐被外来的神灵所取代。这些神灵在历史上具有很高的威望，又被统治者所推崇封祀，有血有肉，比之抽象的概念性的地方神灵，更易为老百姓所接受并奉祀。在孤立村落祭祀与外来英灵交汇的过程中，关羽、张飞、秦明等英灵也入乡随俗，与傩仪面具舞相结合，逐渐被脸谱化，被安上或红或黑的面色，从而担任起原来方相氏的职能。
民间驱瘟傩仪的戏曲化过程，也是外来英灵的脸谱化过程。这种脸谱化的过程促成了戏剧角色的类型化。
红色具有驱瘟意义，因此代表正义，按照儒教的说法，红色是正色，孔子就有“恶紫之夺朱也”的言论。红色表现男子血性之义，所以把赤胆忠心之人都划入红脸门下。京剧戏谚曰：“红脸无坏人。” 黑色面具的傩神能驱除瘟疫，他们原本临界于文明与野蛮之间、人形与兽形之间，后来才衍化为凶猛的武将。所以黑面将领的造型呈现出复杂的情形——外表凶猛，心地正直。凶猛的外表是为了显示威力、制服恶鬼，实质是服务于人。元杂剧《黑旋风双献功》中，孙孔目见李逵惊科云：“是人也那是鬼？”宋江云：“哥哥休惊莫怕，则他是十三个头领山儿李逵，貌恶人善也。”可证元代人已经承认黑色人物外恶而内善，外丑而内美，性格和造型不那么单一。疾恶如仇、外恶内善，正是后世净角的主要性格。
按照红色忠义、黑色刚正的文化心理，在脸谱化的过程中，英雄将领、角色的类型化不断强化，把某种颜色固定给某类人，以至后来连性格如何也可以忽略不记，甚至子传父“色”，张飞之子张苞，亦勾黑脸，孟良之子孟强，亦勾红脸。乃至与前人之姓相同，随即效之，如关胜、关泰，因其姓关，故勾以红脸。有的则望“名”生“色”，曹洪因“洪”“红”同音，故勾红脸，黑风力、乌里黑因黑字、乌字，故勾黑脸。
后世戏曲，人物脸谱化逐渐成熟定型。明代的传奇剧本中，有的已经注明某角应画什么脸谱，如《蕉帕记》第十八出注明：呼延灼“净黑脸双鞭”，关胜“末红脸大刀”。类型化的最后结果，就是观众不用看戏，只看角色的脸谱就知道他的忠奸善恶，正所谓“人可以貌相”，“知人知面就知心”也。 (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吴真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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