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戏曲艺人，历来就有轻财重义、助人为乐的崇高美德。千百年来，越是危难当头，他们越能同舟共济，越是富贵时刻，他们也越能乐善好施。有关这方面的轶闻遗事，可谓多如恒河砂粒，不胜枚举，“让戏”就是其中之一例。
1927年，23岁的程砚秋新排京剧《斟情记》，并准备在北京首演。当时，声誉卓著的梅兰芳，经过1919年和1924年两次访日演出后，非但国内观众口碑载道，国外影响也风行草偃。特别是他的代表剧目《天女散花》和《太真外传》等，每贴必满，可谓盛况空前。然而，当他听说程砚秋此时将上演新戏《斟情记》时，为了保证程的上座率，他毅然决定让戏，把自己足以能使众口脍炙的代表作《天女散花》、《太真外传》等暂停，改唱了极普通的折子戏《女起解》，以保证程的上座。为此程砚秋感动不已，同行也争赞不迭。
1942年，崭露头角的李世芳，刚被观众誉作京剧“四小名旦”之一。他首排了移植剧目《百花公主》，也准备先在北平上演。而此时赫赫名家程砚秋又恰好从上海归来。程也是新排了此剧并取名《女儿心》，在上海演出时，连日座无虚席，场内满坑满谷。正准备回京继续贴演以飨观众时，闻李世芳将推出这个剧目，世芳也恐珠玉在前自己相形见绌。这时程砚秋却主动找李世芳安慰说：“你可以放宽心去演《百花公主》，我绝不和你争夺观众。既然咱俩都有了这出戏，我就放弃它。今后只在上海演。北平天津我都一概不上这出戏。”为此李世芳精神上如释重负，程砚秋的美德也被人传成佳话。
解放后，荀慧生日以继夜地赶排了新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并花费巨资添置了服装，订做了布景。正准备公演时，听说年龄比他小四岁的程砚秋，也排了程派唱功戏《英台抗婚》，为了不影响同行的业务，他不顾个人艺术上和经济物质上的损失，毅然决定放弃此剧，并若无其事地嘱咐他领导的“荀慧生京剧团”管事人：“别让砚秋知道这件事，团里的经济损失我负责，不会让大伙儿的生活受影响的。”
京剧“标准小生”姜妙香，长期与梅兰芳合作，所配剧目无不珠玉映辉。后来程长庚的侄孙程继先参加了“梅兰芳剧团”，姜先生便主动将《奇双会》中自己主演了多年的赵宠一角让给程继先去演。尽管他是头牌小生，却饰演戏中配角李保童。直到继先去世后，他才重作冯妇。1946年俞振飞先生加入“梅兰芳剧团”后，姜先生又再次将赵宠一角让给俞先生演，自己还是心安理得地去扮李保童。
这种不计名利的传统美德，不仅表现在台上让戏，连灌制唱片乃至其他各种活动，也都无不如此。20世纪20年代末，与梅兰芳、杨小楼鼎足而峙，被人称作“北方梨园三杰”之一的余叔岩，以《失印救火》、《打棍出箱》、《问樵闹府》、《捉放宿店》以及《御碑亭》、《南阳关》、《盗宗卷》、《宫门带》和《断臂说书》、《卖马当锏》等代表剧目极一时之盛况，梨园行的同仁几乎“无不仰余”。当时，有位叫高聘卿的唱片公司负责人，约他灌制上述诸戏唱段，这无疑可以获得一大笔收入。而余叔岩却回信说：“你们公司要我所灌各段，都是同业演员灌过的段子，我不准备去灌这些唱段，理由是怕影响同业唱片的销路。”经过多次磋商，余“坚持不与同业打对台”，最后公司只好尊重他的意见，灌制了《沙桥饯别》和《打严嵩》等几出冷门戏的段子。
尽管，当前戏曲界见利而忘义，只想自己不顾同业者，也是大有其人的，但这毕竟不是主流，而且他们的行为往往是遭到大伙儿的讥议和贬斥。在同行面前，这些人也是自知珠玉在侧，“觉我形秽”的渺小者和有愧者的。
（摘自 《当代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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