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剧，因其形成和活动于山西中部地区而称中路梆子，又由于它较省内其他剧种流布地区广、职业剧团多、影响比较大，故独尊为“山西梆子”，新中国成立初期称晋剧。
中路梆子为蒲剧北上晋中演变而成。在其演变过程中，艺人为适应当地群众的欣赏习惯，吸收、融合了祁（县）太（谷）秧歌、汾（阳）孝（义）秧歌的腔调及打击乐，在语音、唱腔、表演方面均发生变化，形成了高亢激越而又清新柔和的风格。
在晋中出现的本地班社有清道光、咸丰年间临县的“德盛班”，灵石苏溪的“双庆班”，介休“竹风园”及榆次聂店的“四喜班”等。至同治年间，祁、太票号大为发展，商业资本远及京、津、苏、杭等地，为中路梆子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徐沟县孟封乡尧城村奶奶庙戏台上留有“同治十二年，四月初八、初九、初十日，祁邑上聚梨园到此一乐”的题壁。当时的祁县上、下聚梨园是驰名晋中的中路梆子“字号班”，它到清徐乡村演出，班内重金邀集南北名伶，两班轮番出演，且在音乐上进行改革试验，说明当时中路梆子已进入发展时期。近年在介休、灵石、平遥等地又陆续发现道光年间戏班演出的舞台题壁，由此可以认定中路梆子的形成不会迟于清道光年间。
中路梆子形成初期，以蒲籍演员为主，较著名的有“老十二红”、“一千红”、“八百黑”、“九百黑”、“玉印黑”、“天明亮”、“老三盏灯”、“老元儿红”等，然后由蒲籍艺人培训中路“娃娃”（学艺儿童）。这种以蒲籍艺人为主到以中路艺人为主的过渡，经过了四五十年，约在19世纪末完成。代之而起的中路籍名艺人有“油糕旦”、“三儿生”（孟珍卿）、毛毛旦（王云山）、“十二红”（杜福盛）、“盖天红”（王步云）、“十三红”（张锦云）、“说书红”（高文翰）、“狮子黑”（乔国瑞）等。这批早期的中路籍演员，在艺术实践中大胆吸收晋中民间艺术， 显示出中路地方特色，有力促进了中路梆子的发展。
中路梆子首先滥觞于晋中盆地九府县（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徐沟、清源、交城、文水）、西部汾八县（汾阳、平遥、介休、灵石、孝义、中阳、离石、临县）及东四处（寿阳、盂县、平定、昔阳）。当时晋中平川及东西山之间民间迎神赛会繁多，唱戏名为“敬神”，实则“娱人”。于是，众多的戏曲班社应运而生。
中路梆子早期还沿着通往绥蒙的商路向北扩展其活动区域。张家口时为商路重镇，人口密集，贸易兴隆。据记载，清末张家口“大部分商业，都操在山西人之手。因此山西梆子腔便占据了娱乐事业的第一位。老十三旦，是人所共知的”（《立言画报》，1942年209期3页）；“山西人于张垣实具有最大之势力，因之所演之戏，亦以山西梆子为主”（《立言画报》，1942年204期4页）“口西北三十里之万全县，……偶然提到张家口之山西梆子，则视为至高且贵之戏剧，故此祭科神拉来之园子戏，演时真能万人空巷”。“落籍”于“口外”的中路梆子，艺术水平提高得很快，对山西内地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唱花脸的“老狮子黑”（张玉奎）、郭寿子、张胜林，唱须生的“十三红”（张培亭），唱小旦的筱桂桃等即是“口外”培养出的名伶。内地有不少刚出科的演员，也要先去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献艺，并同流布在那里的其他戏曲艺术进行交流，一旦回到晋中便声誉大震，观众称之为“从口外回来的名角”。直到今天，中路梆子仍是内蒙古、河北张家口地区及冀西井陉一带、陕西榆林地区的主要戏曲剧种，并有不少职业剧团。清末民初，依仗晋中盆地发达的商业经济和文化素养，中路梆子票社方兴未艾，许多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热衷于吹拉弹唱，常与职业艺人研讨唱腔，切磋技艺，对中路梆子音乐、唱腔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治、光绪年间，太谷北洸村曹克让创办的“三多堂”自乐班，每年腊月邀集名伶交流竞艺。此外，太原县城的“聚文会”，太原城内的“济生馆”，祁县的“戏曲研究社”等，都曾享誉一时。（b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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