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为晋剧《红高粱》把脉 跷功技巧展晋剧风格

专家为晋剧《红高粱》把脉 跷功技巧展晋剧风格
来源：中国文艺网 作者：赵轶峰



从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张艺谋电影版《红高粱》，到近年来电视剧、舞剧等不同艺术样式的呈现，《红高粱》是莫言改编率极高的一部小说。如今，《红高粱》被再度创作，以晋剧的形式登上舞台，再“醉”京城观众。1月，晋剧《红高粱》在长安大戏院演出，剧中的“九儿”由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田桂兰的弟子师学丽饰演。近日，在晋剧《红高粱》的研讨会上，来自北京、上海的20多位专家学者为晋剧《红高粱》的创作把脉，围绕着现代戏的创作以及用传统技巧表现现代生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改编将抗日主题有机融入剧情
　　参加研讨会的戏曲专家普遍认为，晋剧《红高粱》的创作者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着力发挥戏曲艺术的特性，对原小说的情节加以浓缩和概括，立足于晋剧舞台，演绎出一群有血性的中国农民奋力抗争、抵御日寇的中国故事。
　　在剧中，编剧龚孝雄将抗战故事进行了集中化处理，从开头到结尾，抗战这条线索集中而突出。“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背景下，编剧无疑具有独到的思考。”《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刘玉琴表示，“经过这样的处理，使本剧的时代性和精神价值更加鲜明，对九儿和余占鳌、罗汉的关系也梳理得更清楚，故事更加流畅。”
　　晋剧版《红高粱》从第一场开始，就把抗日主题有机地融入了剧情。九儿在出嫁的路上，遇到了日本鬼子，日本军曹想侮辱九儿，这时候余占鳌把日本军曹捅死了，日本人要报复，大家最后奋起反抗。“这样改编，就不觉得抗日和爱情两个主题是脱节的。编剧把两个主题有机地融合到一起，既写了草根的爱情、野性的爱情，同时又把它放在一个抗日的大背景下，一开始就点出了抗日的主题。”文艺评论家康式昭指出。
　　《中国艺术报》社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也认为，本剧与电影版的不同点在于抗日主题的贯穿：“电影版《红高粱》没有特别围绕抗战，而是突出展现了野性。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背景中，具有很大的张力，给人一种新鲜度、一种爆炸感。现在时代不同了，看多了就不感到新鲜了。这个时候用抗日主题来统领情节，反而感到新颖。”
　　编剧龚孝雄为整个剧目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唱词写得十分漂亮，也非常生活化。“唱词写得很有山西的泥土气息和地方特色，而且语言上没有卖弄文采，写得都是符合人物性格、人物身份的语言，这就是最好的戏剧语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谭志湘认为，生活的语言在经过艺术提炼和加工以后，就是有文采、有色彩的。“导演在人物塑造上，也颠覆了原作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两男一女间都存在着恋情，尽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在抗日中却共同完成了神圣的使命。”谭志湘表示。
　　今年已百岁高龄的著名戏曲理论家郭汉城先生虽未亲临研讨会现场，但他十分关心现代戏曲的创作，特别为《红高粱》写下了创作修改的建议。郭汉城认为：戏曲艺术创作应运用不同的手法，发挥舞台艺术的特点，用新的舞台手段去表达剧作的思想内容，不必限于写实的叙事，只要情节和人物关系等大的脉络清晰就可以。同时，就小说或名著改编而言，不同作家的风格是不同的，改编手段也不尽相同，应提倡各种风格百花齐放。就戏曲剧目改编而言，主要在于舞台表现上一定要抓住剧种特点，从这个角度而言，晋剧《红高粱》的改编有自己的特点和艺术追求。
　　传统戏曲技巧在现代戏曲中的运用
　　为了更加贴切地表现出小说《红高粱》里“我奶奶”一双又小又漂亮的小脚，晋剧版《红高粱》创作团队选择启用传统戏曲艺术的绝活“跷功”来创造角色，也增添了表演的难度。“跷功”过去仅适用于男旦，且必须是自幼学习才能练成的一门苦功夫。在《红高粱》中，女演员师学丽的跷功表演，也成为研讨会上专家们热议的话题。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龚和德看来，在《红高粱》中，“戏”和“技”是自主结合的，这是中国戏曲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传统剧目里展现得非常好，但在表现现代生活，有生活、有故事、有人物时，剧目就往往缺少技巧。”龚和德认为，晋剧《红高粱》里的跷功、竹马发展来的跑驴，都是民间色彩很强的技巧性展示。“剧中用跷功来跑圆场，还有表现九儿反抗单老板逼婚时，采用传统蒲剧《挂画》椅子功的表演技巧，难度都很大，也十分精彩。”
　　对于《红高粱》的创作团队而言，整个编、导、演环节都力求将传统融入现代，将传统戏曲表演的唱念做打融入现代题材的表演中，从而传达人物情感、表现人物命运，丰富了现代戏曲的表演手段。“这部剧放大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元素，将小说元素也处理得很好。比如‘洞房’一场，单老板要和九儿拜堂时展示的传统戏曲技巧椅子功就很有喜感，虽然女主角手里拿着剪刀，但椅子功的表演带给观众灵动、生活化的审美愉悦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评价道。
　　《红高粱》广泛吸收了各种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大量引入舞蹈语汇和山西民歌。对此，专家们在研讨会上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剧中‘颠轿’‘野合’‘祭酒’等场次中，铺排出的双人舞和群舞，巧妙地将传统戏曲身段和技巧表演与舞蹈语汇相融合，突破了肢体语言的幅度，丰富了艺术表现力。”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万素表示，“与此同时，音乐创作中大量吸收左权民歌、祁太秧歌、柳林伞头秧歌等山西民间音乐，与传统晋剧声腔融为一体。”
　　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原常务副团长赵承燕直言，自己过去听晋剧的时候，高亢的打击乐常使人没法欣赏到晋剧唱腔的优美。“但这部剧的音乐对于打击乐的使用比较适度，不需要的地方就不用，需要之处又适度加进去，增加了节奏感。音乐中的晋胡、二胡很让人陶醉，唱腔设计也很美。”赵承燕表示。
在写实与写意间自由转换的舞台美术
　　《红高粱》在舞台呈现上大胆引进了高科技舞台装置，将写实与写意融为一体，舞台上采用LED背景和三维虚拟景象技术，丰富了舞台美术的艺术表现力，让看惯了传统戏曲“一桌二椅”虚拟写意的观众感受到不一样的戏曲舞台呈现。
　　“这部剧的舞美，让戏曲圈的很多朋友心存疑虑：这个导演怎么满台实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马也跟好友们也在探讨这个问题，“传统只是戏曲来的路，而不是去的路，所以创新很重要。一般来说，戏曲舞台要求诗化、图案化、装饰化，没料到这出戏满台的实景全部能‘说话’，能化成形象、化成人物，还能渲染气氛。”马也坦言自己没有见过这样的舞美，包括颠轿、跑圆场，需要的时候是满场实景，不需要时撤下去又是虚空写意。“这在舞台视觉上给观众带来很现代、很真实的感觉，有悬念和戏剧性，更有创造性。”
　　戏曲讲究诗化，但《红高粱》在舞台上表现高粱时，实景说上就上、说退就退，同时背景采用LED大屏幕，虚实结合，为演员表演和剧情推进服务。“舞台以北方农村浓烈的红色为主色调，继承了电影版《红高粱》的红。高粱的红，田野的绿，还有土地的黄，通过这三个强烈的颜色呈现出北方乡村的民俗民风，塑造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同时也用这些张扬的色彩，衬托出日本侵略者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文艺报》文艺部主任高小立表示，“这部剧前面是暖色调，后面是冷色调，舞台语言非常强烈，喜与悲的对比强烈鲜明。”
　　文本与舞台呈现仍有提高空间
　　专家们在肯定晋剧《红高粱》的改编和立意的同时，对情节和叙事中还不够完善的地方提出了修改建议，对传统晋剧音乐与山西民歌的融合问题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龚和德提出，观众感觉不到剧中表现的是日寇占领时期，乡亲们在余占鳌杀了日本军官以后都很松弛，始终没有涉及表现日本人追查这件事，对日本人高压统治的表现也不够。“另外把刘罗汉绑起来扒皮等情节的起因是刘罗汉去日本军营偷驴，这让人感觉是中国百姓自己在惹是生非，这个情节一定要修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也指出，刘罗汉这个人物形象开始是胆小如鼠、谨小慎微的，突然之间就被爱情驱使到日本人军营去偷驴，这不是不可以，至少要有一点铺垫，或者转折，否则会让人觉得刘罗汉偷驴和他之前的人物性格反差太大。
　　向云驹认为，剧中对于山西民歌的运用，有几个地方将整段经典民歌引进来，这样太完整地引用不太好，“应该适当地将民歌晋剧化，民歌的味道可以保留，但要加入晋剧的元素，使之更加戏曲音乐化”。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路应昆也认为，民歌的加入可以丰富剧目的色彩，但如果应用得不合适，会降低整个剧的艺术高度。“民歌元素加入之后，听起来有些地方跟传统的梆子音乐有一点脱节。梆子作为大戏剧种音乐有一个特点，用‘曲径通幽’四个字可以代表，这就是唱段要有一定的长度，如果每个唱段时间都不够长的话，它就走不到更深的地方去。”路应昆认为，剧中有些重点唱段如果能挖掘得深一点，效果会更好。“这部剧的情节太多太满，给唱段留的时间不够充分。我认为应当适当简化一点情节，拓展唱段的空间，这样整部剧的视听水准会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