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中国曹禺戏剧奖·剧本奖近日在上海揭晓。颁奖活动期间,记者采访了8部获奖剧本的作者,请他们作了创作谈。

昆曲《班昭》编剧罗怀臻:

昆曲剧本《班昭》是我1997年完成的创作。当时,文化界刚刚经历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面对波涛汹涌的物质大潮,面对日益繁华的城市景幻,中国当代文化人是否要重新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甚至重新选择岗位于我而言,戏剧创作是我早已确定的工作,我也一直把她当做事业来追求。可是一旦要放弃她,放弃了她的寂寞和清苦的同时,也就一同放弃了她的美丽和神奇。久久的两难选择之后,我还是完成了《班昭》。

时隔4年,当我重读这部剧本时,不经意地居然有几分陌生。于是我再一次咀嚼了剧本里的4句唱词:“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

豫剧《香魂女》编剧姚金成:

在《香魂女》中,我对小说的故事背景和事件进行了改造,反复使用了一个极富象征意味和审美想像空间的情节——窑变。其实我们的时代也正经历着一个复杂而伟大的“窑变”过程,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和心灵也都处在这个“窑变”中。

在多年的创作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个变革中的时代和“转型”中的人物——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形象,她们的悲欢歌哭往往在最普通的乡村生活场景中演绎着我们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心灵史。《香魂女》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原农村生活,如果可能,我的笔将追随着香香们和环环们的脚步跨过90年代,跨进新的世纪。

昆剧《张协状元》编剧张烈:

昆剧《张协状元》由永嘉昆曲传习所演出。温州是南戏的发祥地,南戏消亡了,永嘉昆剧恰是南戏衍生发展的产物。它很有特色,可以说是研究南戏消亡和昆剧产生、嬗变的活标本。可惜剧团已不存在,若能凭专家的支持,借《张协状元》一出戏,使剧团得以重新恢复,救活一个剧种,是我的祈求,其意义远超过获奖本身。

采茶戏《远山》编剧罗日铣:

说实话,作为一名职业编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不怎么喜欢戏剧的。其原因除了戏剧的不大景气之外,更主要还是来自戏剧本身的“虚假”。戏剧创作(尤其是现代戏创作)中所流行的通病——虚假,曾在很大程度上败坏过我的胃口。我曾发誓,假如编剧硬要这样“编”的话,我宁可不编。因此也曾搁笔多年不搞戏剧。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身不由己地“陷”入了编剧的“套子”。但我却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身为编剧,也许很难摆脱职业的“套子”;而在现代戏的整个创作过程中能否摆脱固有的模式与套子,这是作者完全应该而且也完全能够拥有自主权的。于是,便有了后来的《远山》;于是,也便有了现在的《远山》。

童话音乐剧《寒号鸟》编剧沈经伟:

童话音乐剧《寒号鸟》的主题是:战胜自我,战胜惰性。如何让孩子们能在轻松愉快中接受教育呢?我认为首先要让《寒》剧具有美感的活动、直觉的活动。这就需要以新的审美理念去演绎一个老少皆知的童话传说,寻找一个情趣和意象能为其所吸引住的境界。

《寒号鸟》是童话音乐剧,音乐剧有自己独到的体裁要求及语境与语言,更要处理好写意与写实的关系。因此,我力求立意单纯、情节流畅,弱化叙事性、强化诗意化,而让二度创作能有充分施展的余地。

话剧《无话可说》编剧赖汉衍:

这些年来,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人和事常常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互联网已经可以让人们远隔重洋在瞬间便得以交流,而与近在咫尺,甚至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有时却似乎隔得那么遥远?难道所谓“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真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吗?还有,当我们充分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丰盛时,为什么反而时感身心疲惫?

当然,这些问题在《无话可说》一部戏里是不可能完全回答的。我只是想通过剧中人物与现在的朋友作一次心灵的对话——当你讨厌别人对你虚伪时,你能否查查自己是否也戴着一副面具?当你觉得累时,你可否选择另一种更符合你的生活方式?

话剧《正红旗下》编剧李龙云:

《正红旗下》是老舍生前未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从老舍降生的1899年写起,大约应该写到《辛丑条约》签订的1901年。据推测,小说原计划的规模,即便不像《四世同堂》那样有近百万字之多,也不会低于三五十万字。可惜他没写完,仅写了11章、8万多字。用胡青老人的话说:“它只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

1985年,于是之老师找到我,希望我能把残缺的《正红旗下》改编成一部剧作。嗣后,在近15年的时间里改编经历几上几下,但最终却因为功力不逮和想像力的贫乏而宣告失败。1999年,在老舍诞辰100周年之际,改编终于完成。遗憾的是,此时的于是之已不能再说话,当我把手稿拿给于是之看的时候,心中涌动起一种无边的惆怅………

歌剧《司马迁》编剧张平:

我国民族歌剧的创作基本上沿着两条路子并肩前进:一种是发展沿用中国戏曲的结构叙述方式,走民族化的道路;一种是向西洋歌剧的风格靠拢,让中国歌剧尽快融入世界的潮流。《司马迁》怎么走?我给自己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即认真虚心向西洋歌剧经典作品学习,在歌剧情节的块状结构、一唱到底、咏叹调和喧叙调并重等方面大胆借鉴;同时,在整个文化精神的传达上,在人物塑造和情感表述方式上,在唱词向中国古典诗词靠拢上坚决地采用我们民族自己的手段。要使我们的歌剧既为中外观众所易于接受,又要充分体现我们的中国气派及风格。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我们这种选择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中国文化报 罗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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