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琐记

说实话，我向来不怎么喜欢看戏。小时候在浙南乡间，大人们坐在戏台前看得如痴如醉，我们这些吊儿郎当的小孩子就喜欢往后台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那些戏子在上场之前总是使劲地往粗皮糙肉上草草涂抹一些庸脂劣粉；再走近一些，或许还能看到皇冠上爬着几只小虫子，凤披间留着几根稻草屑。因此，当他们在舞台上扮演帝王将相时，我们却早已“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所谓的“第四堵墙”对我们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我父辈的时代，正是样板戏叫响的年代。农闲时节，那些村上的人把门板卸下来，稻桶反扣过来，便可以搭成一个临时小戏台，演员呢，也大都是村上的种田人、手工艺人，现找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可皆以为梅兰芳。放下锄头，随地作场，即兴演唱，一派天真。仿佛可以让人暂时忘却肉滋味，忘却世俗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我有位小叔公，在六七十年代颇有魏晋名士风度，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背戏文。口淡了，便登台唱戏，下得台来，还可以讨杯酒吃。至今饮酒时，我看他还是翘着梅式的兰花指。

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我常常听父辈们谈起那时节各个地方剧团盛演不衰的场景。乡村剧团但凡有外出表演，全村人都会水逐陆奔而去。所到之处，他们像土匪一样大吃大喝。也有些兄弟县的戏班来我们镇上会串，有京班、女子文戏（越剧）、乱弹班（瓯剧）、永昆班等。那情形几乎就是一场出于群体信仰而举行的宗教仪式。仪式推向高潮，便是无一例外的大吃大喝。吃永远是第一义的。现在看来，那个年代真是一个狂欢的年代，正如一位演说家所描述的古罗马公民一样：他们把精力都耗费在两件事上：吃饭和演戏。我后来听翁思再先生说，那时候全国人民好像都在疯狂地演戏。

“盛况”不再，戏剧（包括昆剧）已趋于小众化。就像我在十一月三日看到的《长生殿》，它应该是少数人的视听盛宴。我听过几位戏剧家的课，他们谈的最多的是戏剧革新的问题。而我还是觉着，昆剧这东西不能太新。昆剧比京剧老，比其他很多剧种都要老，它不能穿上现代舞鞋，走探戈舞步。在这一点上，我认同毛时安先生的看法：在人人都盲目倡导创新的时代，一个人仍然十分清醒地守旧也是了不起的。我听说有家小剧场在实验剧《穆桂英》中，让穆女士坐在玻璃浴缸里洗玫瑰浴，以此取悦观众，耸人听闻。照这种创新路子，《长生殿》要新人耳目，似乎也可以如法炮制，让杨贵妃洗一回桑拿浴，而霓裳羽衣舞最好是透明的，而“卧鱼”之姿不妨再煽情一些。

无论是秦腔、京腔，还是昆腔，说到底，都是人腔。唱得好，肉胜丝竹；唱不好，就是鸡鸣狗叫。好听不好听，全凭耳朵判断。昆剧一下子吸引了我，是因为它的文字间有音乐，音乐中又有舞蹈的节奏。人听了有静气，面带佛相。说句实话，我每回听到温州鼓词中那一声无端拖长的哭腔就感觉毛骨悚然；听北方戏曲中陡然冒出一阵锁呐声，也是让人如闻哭丧。这些东西有余音，但无余味。昆曲之美，在于蕴藉。在我眼中，“水磨腔”里有一种水墨意韵，知音爱乐的人都会喜欢。

（摘自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