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孙崇涛，出生于温州瑞安。1981年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研究生戏曲系毕业后，留院任教，后任博导、戏曲史研究室主任。2000年退休后，应邀先后执教于美国、英国、荷兰等多所名校。在戏曲史论、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
孙崇涛先生（右）在温州作讲座
生平头一回看戏竟被吓哭了
池浚（以下简称池）：孙老师，您的家乡温州瑞安是江南戏曲活动重镇，听说您很早就接触戏曲，您还记得平生头一回看戏的情景吗？
孙崇涛（以下简称孙）：这个记得。说起来还挺有戏剧性，现在搞戏曲研究的我，平生头一回看戏，竟被吓哭了。大概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我还不满三岁，家乡瑞安人称作“绍兴班”的浙江嵊县女子越剧团像是头一回来瑞安城内演出，演戏地点在城东北角城乡交界处的“仲容文化馆”。
到了文化馆，戏已开锣，叮叮咚咚地响着乐曲。只见台顶两边吊起两盏大煤气灯，把台面照得通亮。台上有两个装扮起来的人物。一个扮女的站着，穿红戴绿，满头珠翠，一摇头、一晃脑，灯光下闪闪发亮。另一个女扮的男人，穿身黑袍，头戴高高耸起的黑帽子，手托一面木盘子，单腿跪在那女的跟前。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唱着，我全不明白他们是在做什么。一阵新鲜过后，我不耐烦了，吵着嚷着要走，舅公只好抱我离开观众席，进了台边一间长屋子。那长屋子大人叫“戏台间”，就是演员化妆室。里头挤满人，灯光下个个模样怪异，脸上搽白的、涂红的、描黑的都有，近看十分吓人。我吓得哇的一声哭了，再也不肯在那儿多呆，家人无奈，只好带着我离开文化馆。整个看戏过程，前后也就十多分钟。母亲一辈子很少走出家门，进戏场看戏更是数得着的几回，而这去了戏场又没能看成戏的一回，正是她的“逆子”我给闹的。这使我想起来一辈子都很感歉疚。
池：请您谈谈您小时候在家乡看戏的经历好吗？
孙：小时候我常被家人带到寺庙看庙戏，像城内陶尖庙、五显庙，城郊关老爷庙、杨老爷庙等处，都曾去过。演戏庙台有盖在庙宇内的，也有在庙门外头空旷地面临时搭台的。在家乡去往“永嘉”的塘河水路沿岸，我还见到一些盖在河边的庙台，人称“水台”。还有在城郊空旷地面搭台演出的贺节戏，人叫“草台戏”，场面更为壮观。像每年的元宵节、清明节前后，就是最频繁的草台戏演出日子。
瑞安城内只有一家戏院，坐落在西岘山脚下“天后宫”（妈祖庙）旁，建筑、设施十分简陋。它可是我家乡小城唯一的艺术殿堂，记录了家乡很不平常的戏曲历史。它培养了家乡成批的戏迷，使瑞安京戏票房历史延续了全国罕见的半个多世纪。
我每年还会被戏迷父亲带往“永嘉”（温州城区）看京戏名角演出。头一回记得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在小南门黄金大戏院看，当时在“永嘉”风头正劲的海碧霞。印象最深的是在公园路东南戏院看上海来的李桐森、李秋森兄弟演《明末遗恨》。
少时频繁的看戏经历，培养了我日后对戏曲艺术的酷爱，也为我打下较丰厚的戏曲艺术感性根底。我的戏曲史论研究一直很关注文本的舞台呈现状态，并注重联系戏曲艺术实践，也跟这番少年经历有关。
学问之道在于长期的坚持与积累
池：后来您就读杭州大学中文系，期间是否也有同戏曲有关的往事？
孙：有，而且还不少。如我跟同学一起合作搞过“杭剧改革”，给浙江著名青年剧作家写过评介小书，还下乡搞过绍兴目连戏调查，参与过绍剧《三打白骨精》电影脚本的修订研讨，也写过话剧和电影剧本等等。
在杭州读书期间，我也会经常买票进剧场看戏。看得最多的是去东坡剧场看浙江京剧团演出。我还多次参加省市戏曲汇演或调演观摩，其中演出最多的是越剧。我还两度找过主演《十五贯》况钟、在全国名声赫赫的剧团团长周传瑛，向他调查昆剧传统小戏情况。我对当时“浙昆”整理出版的《张三借靴》等昆剧小戏发生浓厚兴趣，希望加以研究，头一回去，没有事先招呼，厚着脸皮，径直跑进化妆间，把化妆了半截的周传瑛传唤过来询长问短，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到脑袋。现在想想，很吃惊自己当年的大胆和莽撞。这事也说明我那时已经萌生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兴趣和愿望。
池：您是不是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对研究戏曲史论产生兴趣？
孙：也可以这么说。大学期间，我的兴趣主要在古典文学方面，还一直担任年级古典文学科的学生代表。接触最多的是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一代词宗”夏承焘教授，参加由他主持的教授、学生、领导“三结合”集体备课活动，领受了不少课堂之余的教益。这时，我对古典戏曲作品和史论知识已发生浓厚兴趣，课余系统研读了许多元杂剧，按照夏老师的治学经验传授，一一做了读书札记。我保留的写于1960年9月上旬的《关于两个本子的〈白兔记〉》《关于〈西游记杂剧〉》等札记，都是那时候做的。前者还成了我21年后硕士学位论文《成化本〈白兔记〉艺术形态探索》部分内容的雏形。可见学问之道，在于长年的坚持与积累，跟“练兵千日，用于一时”一样道理。
池：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平阳县一中任教，您在那儿一呆就是17年，当时您靠什么方式来继续获取戏曲知识，实现您的古典戏曲研究之梦？
孙：平阳一中地处偏僻，依山傍水。我长年寄宿于盖在山麓的“实践楼”，枕山而卧，与松涛、蛙声、虫鸣、泉音为伴。在这种形同世外桃源的环境里，大自然赋予我艺术灵感。学校文体活动很活跃，激发了我的文艺创作才思，成了学校文艺“写中心”创作的能手。我还一度参加过县专业剧团的管理工作，带过“文宣队”演出。这些艺术创作和实践，使我了解戏剧作品从文字形式到舞台演出成品的全部生产过程，为我日后从事古典戏曲专业研究，提供了极宝贵的财富。
其间，我继续研读自己爱好的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代戏曲与小说。我购置了大批私人图书，没有刻意追求的目标,主要是为延续我长期养成的阅读习惯与爱好。校图书馆没有我所需的图书，我的书籍来源，主要依靠外地朋友帮我购买。
我的研读重点，先前是元明杂剧，大学后期（1960）至任教“平中”期间，渐渐转向了南戏。
不了解我底细的人，见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硕士生刚一毕业就像“突然爆发”，在国家顶尖报刊上连连发表大块文章，一时间成了“学术新人”，误以为这是靠我的天分和拼命，殊不知这是我沉潜积累20多年“蓄势待发”后的起飞。我的体会是，成功总是向长期坚持者敞开大门，等待、取巧和用心不专，则会堵绝你顺利通向学术大道。前些年，我的母校“瑞中”邀请我给小校友们谈谈自我素质锻炼的体会，我给说了三点，归结成三个关键词：兴趣，坚持，创新。这是我治学半生最简单的小结。
池：您在平阳一中是位普通语文教师，听说您是由我国戏曲学界泰斗王季思先生最先发现，后来来到北京深造，而成为一名戏曲研究专家的，您能简单谈谈这个经历吗？
孙：季思先生是我终生不忘的恩师，说他最先“发现”我也未尝不可。王先生原是我素昧平生的母校“瑞中”老校友，由于这层因素，我在“平中”自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过程中发现问题，就敢于斗胆写信向他这位老学长讨教，跟他时有通信往来。也许因此给他留下印象，认为我是个“可教”的“孺子”。“文革”结束，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即今中国艺术研究院招收首届研究生，曾请各地相关部门推荐合适报考对象。王先生所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推荐了一些戏曲学考生，也给我寄来一份报名表。显然这是出于王先生的建议。就这样，三考两考，竟我一人考上，成了张庚老师指导的一名戏曲史专业研究生。王先生之于我的恩情可谓大矣！
一生只做两样事：书本和戏曲
池：您能否概括地为我们归纳一下，您这30多年来的治学心态和在古代戏曲专业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
孙：“贡献”谈不上，我花费时间较多的是五方面事。这五方面事，看起来零散，实际彼此还有它们的连续性和关联性。
第一是研究南戏。从1980年起步到稍后写硕士学位论文，我是从研究南戏开始的。我研究南戏的文章后来大部分收录在我的《南戏论丛》中。之后近十年间，致力西班牙皇家图书馆藏本《风月（全家）锦囊》的研究，由中华书局出了两本专书，另外还发表一些零散论文。
第二是研究中国演员历史。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戏剧出版社熊澄宇向我约稿，我选了《青楼集》，并约同前平中学生徐宏图一起来注解《青楼集》。大约用了三年时间完成并出版。后来在此基础上，我选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重点课题“戏曲史论丛书”中的一本书的写作，再次与徐宏图合作，又历经三年，完成《戏曲优伶史》。
第三是为建立中国戏曲文献学而努力。我先从教学着手，我给艺术研究院研究生开设了10年的戏曲文献学课程。经过不断调整、补充与修订，最后在讲稿基础上，形成一本教材专书，这就是2008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戏曲文献学》。这事我感到做对了，现在全国各地（尤其高校），教学、研究戏曲文献学已渐成风气，传授和建立戏曲文献学的重要性，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戏曲文献学》销路甚好，后来还获得国家出版最高奖项政府提名奖。
第四是把中国戏曲学搬进国外名校课堂。吴梅先生最早把戏曲学搬到中国大学课堂，郑振铎先生最先用大篇幅把戏曲写进了中国文学史，有人说我是第一位把中国戏曲学搬进世界名校。说“第一位”，有点夸张。只是在国外名校开设中国戏曲研究生的专业课程，进行系统教学并考核的，确实不多见。这并非由于我的“高明”，而是由于我碰上了咱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使我有条件为中国戏曲学在国外的进一步传播，做了一点微薄的工作。
第五是探索戏曲学术新的书写观念和书写方式。为了增强理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近几年我采用散文文体，去书写中国近现代的戏曲历史。耗时三年，写了一部专书《戏缘——孙崇涛自述》，先由《剧作家》杂志连载，后应山西教育出版社之约，汇辑、补订、出版（2015）。从目前读者的反馈情况来看，作品曾得到不少戏迷、文艺爱好者的喜爱，被他们广泛传阅，就连我家识字不多的小保姆也在津津有味地捧读。
池：今天我们坐在您书斋里笑谈古今，外人可能会对您这取名“宁澹轩”的书斋感到好奇，能不能为我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孙：“宁澹轩”很普通。取这个书斋名，无非是表明自己想用它来安顿自己晚年的澹泊心志，专心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已。这间陋室，功能很驳杂，把我晚年生涯种种，打捆成把，趸付给它。
我一生经历很简单，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做的事与接触的东西基本只两样：书本和戏曲。一辈子在教书育人和研究戏曲中度过，只求过个平平淡淡的生活，不屑追求体面的职位和荣衔。为人比较清高，把“心寄澹泊，意存高远”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境界，尽力遵循“做人低调，做事高调”原则,习惯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做好自己做的事。
池：谢谢您！“心寄澹泊，意存高远”也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 孙崇涛 口述
■ 池浚 采访整理
（本文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国家京剧院创作中心副主任。）
（摘自 《温州日报》 2017年12月28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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