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昆曲自明代起兴盛六百年，至清中叶后日渐衰微。申遗的成功，让全世界发现了昆曲，也让国人向历史深处再次寻觅这朵戏曲的奇葩。新时期，如何保护和发展昆曲，成为了每个热爱昆曲的人必须思考的问题。且让我们在六百载风雨中截取历史的断章，从翻阅往事中，更清晰地去期待未来。
墙里静好，墙外世事扰
苏州城西北角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巷子，潮潮的路基泛着雨后的水光，路旁一堵高高的院墙伫立着，为身后五亩园里的轻歌曼舞阻挡了尘世的喧嚣繁华。1921年，这个私家园林并不气派的大门口，挂上了一块牌匾：昆剧传习所。也许没有人意识到，这五个敛起光泽的黑色大字，会成为六百年昆曲史上最悲伤而浓重的一笔。
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在其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描述清末民初的景象：同光年间(梨园子弟)已经是昆乱并学，到了光绪庚子以后，大家就专学皮黄了。
在那个世纪更迭的年代，昆曲优雅高深的词句、规范严格的曲律，使它几乎成为了文人士大夫的专享。在“花雅之争”中，通俗易懂、贴近百姓生活的京剧渐渐取代了昆曲在戏曲舞台的中心地位。彼时的中国局势动荡，人们无心再沉浸于那份迤逦与清雅，使本已渐近没落的昆曲更加式微。1923年，苏州最后一个坐城班全福班宣告解体，似乎宣告了昆曲辉煌时代的最后凋零。
为了使昆曲后继有人，苏州城爱好昆曲的名流士绅贝晋眉、徐镜清、张紫东等人筹措资金，在著名实业家穆藕初的鼎力相助下，建立了昆剧传习所。第一届学员学期三年，学成后帮演两年，五年后满师出科(后延期一年，变为六年)。
院墙外世事变迁，而院内依旧延续着六百年不变的口传心授。学生们沉浸在帝王将相的纵横捭阖和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之中，他们不会料想，当跨出那道大门，等待他们的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凄惨境况。
1925年，在上海广西路笑舞台，这批学员第一次登台亮相，登台前，穆藕初书下“传”字为他们排行，取意昆曲大雅将由他们传承下去。笑舞台的垂幕缓缓拉开，笙箫锣鼓中，“传”字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927年12月13日，传字辈全体演员在昆曲活动家严惠宇、陶希泉主持和邀集下，成立“新乐府”。当日晚，在装潢一新的笑舞台进行了成立演出，沪上名流如徐志摩、陆小曼夫妇，京剧名伶盖叫天等皆到场观戏。《申报》连日报道演出，并言“有极衰转盛之势……”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政局跌宕、民生日下，再加上戏班内部出现分裂，1931年6月2日，新乐府宣告解散。当年10月1日，尚在苏州等地辗转演出的传字辈演员，自行组建“共和制”戏班，取名“仙霓社”，再赴沪上公演，反响颇好。
或许注定这一辈昆曲人要在家国兴亡中亲历艺术和人生的双重没落。1937年，仙霓社的全部衣箱在“八·一三”事变中被炸毁，剧团名存实亡，艺人们开始各自讨生活。他们有的做了生意，有的当了老师，有的进了别的剧团，也有的生活窘迫。施传镇、顾传琳、华传铨、史传瑜、龚传华，相继在离开仙霓社后意外亡故；被誉为顾传介后第一小生的赵传君，于1942年一个冬天的夜晚，倒毙在绿宝赌场外的马路上，尸首无存……
传字辈学员期间第一次公演，便在路上遭遇枪击，领班浦仁来中弹身亡，他们在枪声中踏上社会；十年后，还是在枪林弹雨中，戏班行头俱毁，传字辈又在枪声中被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同褪色的，还有人们寄托在传字辈身上的复兴昆曲之梦。
初春不消雨疏风骤
1956年4月的一天，北京政协礼堂内人头攒动，幕布关上又拉开，演员一次次返场谢幕，观众纷纷起立，热烈和兴奋浸润着礼堂的每一丝空气。国营浙江昆苏剧团在这里上演昆曲《十五贯》。
故事讲述了中国古代三位不同的官员对待同一桩命案的不同态度，最后剧中的苏州知府况钟通过对案发现场的勘察、对嫌疑人的审问，以及审慎地推理研究，终于抓住了真凶，还被冤者清白。
梅兰芳、田汉、欧阳予倩等文化界人士也前来观剧。毛主席将剧团请入中南海，并称赞：“这是一出好戏！”于是，国风剧团被邀请到了政协礼堂演出，接下来的近两个月时间，昆剧《十五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在京46天，共演出47场，场场爆满，观众总人数超过7万。
昆曲又露出了复兴的希望，这希望离不开台后一群人默默的付出。
1955年春天，袁牧之和丁玲在杭州疗养期间，发现了浙江国风苏昆剧团这一全国硕果仅存的职业昆曲演出团体。两人在看完国风剧团表演后马上找到了文化局希望能争取一些资助。但结果令人失望：对于国风这样的私营剧团，政府任其自生自灭。
眼看昆剧团在这样境况之下生存艰难，深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丁玲和袁牧之决定想办法改变这种现状。在二人的积极奔走之下，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田汉将一封亲笔书信递到了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手中。信上说，邀请浙江国风苏昆剧团上京演出。
1955年秋，田汉作为全国戏改专家来到了杭州，一行人在解放剧院看戏，一看就是六天，从众多的剧目中选择了《十五贯》进行改编。
两个月后，原来一天一夜的剧目被缩编成三小时，在1955年底完成了全剧的排演，并在杭州胜利剧院做了第一次演出。
1956年4月，国风剧团改名为国营浙江昆苏剧团，同月，剧团终于踏上了进京的路途，也让昆曲又踏上重寻希望的征途。
在北京的演出好评如潮，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社论，几乎把昆曲和《十五贯》推到极点。之后，剧团又巡演全国八个省市，从1956年到1964年，《十五贯》风行全国，共演出一千余场，观众一百多万人次，并直接促成了1957年全国六个昆剧团的成立。昆曲似乎再次走向了戏曲舞台的中央。
然而，在现代戏横扫大江南北的日子里，昆曲再次面临危机。舞台上好戏的高潮尚未到来，却听到锣鼓渐息，笛声又一次喑哑……
传入寻常百姓家
2001年10月，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议大厅里，传出流丽的笛箫和百转千回的水磨腔调。这是来自中国的昆曲艺术家们正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庆祝活动上表演，台下坐着来自各国大使及联合国的官员。
来自北方昆曲剧院的魏春荣与她的老搭档马宝旺演出的《活捉》结束后，大会主席给中国大使夫人递上了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动人的女演员，更没见过这么美妙的中国戏剧艺术！”魏春荣回忆那天的情景，非常感慨：“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雷鸣般’的掌声。”会后，张学忠大使收到了来自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大使的祝贺。
这一切的发生，都因为在2001年5月18日，昆曲成为联合国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全世界共有十九个项目获此称号，而昆曲在评选中获全票通过。
掌声中激动不已的演员们，还能记起曾经心中的惆怅和失落。自从“文革”以来，昆曲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文革”后虽然也招收了一批学员，但随着改革大潮汹涌，昆曲接班人的培养显得尤为困难。因为演出市场不景气，剧团里的年轻人纷纷离开舞台。
其实，国家为了保护昆曲，早在申遗之前便做了很多工作。20世纪80年代，文化部重新提出昆曲工作的“八字方针”：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全国六大昆曲剧团也进行了新剧目的创作和传统剧目的复排。在戏曲研究领域内，专家们也取得了众多成果，《昆曲演出史稿》、《昆曲格律》等一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陆续发布。但昆曲似乎总游走在“博物馆艺术”的边缘，不被社会大众了解、缺少普通观众，一直成为阻碍昆曲复兴的障碍。
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员们回忆，在申遗成功前，一年到头最多只有几十场演出，而且观众寥寥。当时剧团流行这样一句话：“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然而申遗成功后的北昆，如今一年演出多达上百场，基本达到了收支平衡，有时还能略有赢余。
怪不得业内人多多少少把申遗成功，看成是昆曲发展的一块里程碑。或许，这样的事件在人们心中，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它象征了一次机遇，一次让全社会重新尝试走近昆曲、认识昆曲的机遇。
之后发生的一切似乎在我们的记忆中就更清晰了。2004年2月，苏昆版《长生殿》在台湾首演，此后足迹遍布香港、上海、北京等地；2004年5月，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至今已演出上百场……昆曲复兴，似乎初露端倪。
但质疑声也随之而来。各种“青春版”、“实验版”昆曲，究竟还是不是正宗的昆曲？万人争看昆曲的热潮，是否只是一种“文娱事件”？舞台上声光电的运用，会不会有损于昆曲表演艺术的精髓？
现代社会，节奏变了，生活变了，心态变了，然而不变的，是台上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还在雨丝风片和金戈铁马中诉说着千百年的世事沉浮。昆曲复兴的开场锣鼓已然击响，我们乐意看到它在纷扰的争论中寻找出路，而不忍心目睹它在寂静中被遗忘。在唇齿的交锋中，也许更多的人会走进剧场，然后惊叹一句：“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摘自 《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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