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剧兴起以后，在苏州一带迅速拥有许多爱好者，他们相约同好，结社集会唱曲，早已形成风气。但是订立“章程”，推举“负责人”，组成现今这样的“社会团体”，却直到晚清时期才出现，大约倒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新事物。当然，其组织相对来说仍是比较松散的。例如在民国时期，苏州一些曲友发起成立了“谐集”曲社（成立于1918年），不到一年，部分社员退出，另结“禊集”曲社。到了1921年，经人协调，“谐集”与“禊集”合并，成立了“道和”曲社。不久，“禊集”重新恢复活动，许多曲友则兼跨“道和”与“禊集”两社。“禊集”很注重发展社员的工作，吸引了不少新曲友入社，所以社员人数反比“道和”为多。过了一段时间，“道和”与“禊集”依旧各自独立活动外，又联手合办了专事彩串的业余昆剧团，取名“普乐”，时在1923年。1929年，全由女曲友组成的“慢亭”曲社假怡园成立。到了1932年，“禊集”的部分社员另集了“壬申”曲社。
晚清以来，在苏州周围的昆山、太仓、吴江、盛泽、常熟、甪直、黄埭等地，亦都有业余昆曲社存在，而且曾经涌现出不少水平极高的曲家。
到了日伪时期，苏州曾有“九九”、“俭乐”、“吴社”等曲社成立。“道和”曲社则偶有活动。可见在昆剧职业班社已基本解体，昆剧正面临消亡的状况下，苏州一带的昆剧业余活动却还相当活跃，甚至到了敌伪时期也坚持着没有完全终止。
又说明：曲社既是业余爱好者的组织，所以有兴则成立、无兴则解体，合得来则合、合不来则分，甚至为了曲叙地点时间的方便也会另行建社。至于曲友们相约同好，举行曲叙，却并不建什么“曲社”的，也并不少见。总之，这样的情况早已成为业余昆剧活动的常态。
然而当年“谐集”与“禊集”合并改组成立“道和”曲社，却成为在曲友中备受称道的一件大事，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首先“谐集”中的一部分社员退出，另组“禊集”，其原因是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和。当然这里既非学术观点的分歧，也不存在利害冲突，无非是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稍有一点碰撞罢了。他们之间当然不曾、也不会闹到决裂或绝交的地步，他们的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们不会如此没有风度。或者正是为了不使矛盾扩大，便另立新社，实际上就是苏州多了一个曲社，这对于有些曲友来说，反而可以多一些习曲唱曲的机会，所以是抱欢迎态度的。有些曲友，便两个曲社都参加。两个曲社并存又相安无事，这样的局面本无改变的必要，然而以汪鼎臣为首的几位资深曲家，郑重其事地出面协调，倡导“同道相和”的精神，终于促成了两社合并，改组成立“道和曲社”。取名“道和”，便为了表明他们“同道相和”又重新走到一起来了。
这并不是小题大做，事实上，他们是为着更高的目标才有这样的举动的。
于是要说到，当年苏州的大多数曲友，成立曲社举行曲叙，并非仅仅停留在自娱自乐的层面上。曲社的学术空气是相当浓厚的。他们爱昆曲，首先因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对昆曲这样的高端艺术具备鉴赏能力。他们由爱好而研习，从曲友进而成为对此深有研究的曲家者不在少数。他们当然普遍懂得昆曲的不朽价值，又意识到如此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正面临灭绝的险境，从而激起了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他们深知，要传承昆剧的场上艺术使之不灭，曲友与曲家们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军，但主力部队却又必须是专业艺人。曲友们可以在唱曲方面精益求精，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又有音韵方面的研究，他们能把昆曲唱念的口法上升为理论，加之对文字不免深奥的剧本的深刻理解，在唱念方面可以超越职业艺人，在现今当代，俞栗庐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一。但是在舞台表演方面，曲友与曲家们由于缺乏幼功，在肢体动作的技艺层面，便难以达到专业演员应有的水平了。又由于他们毕竟是业余活动，不可能把更多时间花在学戏与演戏方面，因而在能演剧目的数量及舞台实践经验等方面也不可能达到专业艺人的水平。他们认识到，当前昆剧的现状是专业艺人老辈凋零，青年一代后继无人。唯一的办法是创办昆剧学校，培养接班人，而且时已紧迫必须立即进行。当时的政府，对此是全无作为的，惟有依靠民间力量。这无疑是一件不小的工程，要完成这样的使命，需要热心昆剧的有识之士们加强团结形成合力，于是才有了二社合并的创议。可喜的是他们能很快在更高的目标面前捐弃前嫌，通力合作了。
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若说是“道和”曲社创办了昆剧传习所，似乎不合事实，因为道和曲社成立于1921年7月，而昆剧传习所于1921年8月便建成招生了。可见在昆剧传习所筹备期间，道和曲社亦正在酝酿之中，尚未正式成立。严格地说，应该是“谐集”与“禊集”的曲友们携手合作在合并建立“道和”曲社的过程中，同时又共同创办了“昆剧传习所”。可以想见，他们正通力为“昆剧传习所”的创办而奔忙，为了集中精力，便把“道和曲社”的筹建暂时搁置。因为比起“昆剧传习所”的筹建来，成立“道和曲社”却是轻而易举的。所以就当“昆剧传习所”的创办工作基本就绪之时，便宣布“道和曲社”成立了，时间比“昆剧传习所”开办招生早了一个月。
请注意，“昆剧传习所”由发起人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及汪鼎臣、吴梅、李式安、潘振霄、吴粹伦、徐印若，叶柳村、孙咏雩、陈冠三等共十二人组成董事会，孙咏雩被推举为社长，负责办学工作。他们同时也是筹组“道和曲社”的骨干力量。当“道和曲社”正式成立之时，他们当然无一不是社员。连同后期参与办所，贡献极大的穆藕初，虽并不居住苏州，却也是“道和”的社员。
今天我们是否把创办昆剧传习所这件事写在“道和”曲社的功劳簿上，这并不重要，我们要强调的是，苏州昆剧的场上艺术得以传承不灭，“昆剧传习所”的创办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苏州的昆曲曲家们贡献之大，真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再说“道和曲社”，其建社的构想及规模也大大有别于一般的曲社。他们租用了玄妙观机房殿来鹤堂为社址，并且在那里搭建了舞台，设置了桌椅，形成一个200座的小型戏厅，又添置了戏衣戏具，不但注重清唱，而且注重彩串，不久就成立了业余昆剧团“普乐团”。这在苏州都属创举。他们经常举行彩串，也常有外地曲友参加。若遇盛大演出，则假座大剧场或学校大礼堂举行，大都为慈善事业的义演。这种盛大活动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停止。
在苏州的昆剧职业班社基本上全部解体，而“昆剧传习所”的学生还未成材的这一时间段里，“普乐昆剧团”的彩串便几乎成了苏州昆剧舞台演出的唯一了。事实是有些剧目还因为他们而得到了传承，例如著名的《开眼·上路》便是其一。他们的演出为昆剧爱好者提供了一些观剧的机会。尤其是那几次假座大剧场或学校大礼堂举办的盛大演出最是引起轰动，又因为演出者与观众之间普遍存在着亲友关系，因而另有一番吸引力，大家奔走相告，结伴前往观赏，就像过节一般，事后又对演出热烈议论，为此可以兴奋好几天。这正是惟曲友彩串才特有的景象了。
五年前，在举行苏州道和曲社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活动之际，经曲友们创议，道和曲社复建了。今天面对苏州昆剧的种种现状，如何继承先贤的遗志，把他们的可贵精神发扬光大，共同来为昆剧做些应该与必须去做的事呢？这正是需要我们深思并立即付之行动的。因为时不再来。
（作者为昆剧学术理论家，苏州昆曲传习所所长，现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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